1965年，我到外交部参加工作，我经历了四代领导人的不同时期和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经常接触世界级人士，印象比较深的事件有：中国代表团赴联合国、中美建交、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

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

有一个星期六，周总理要会见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伊斯的夫人。领导让我去，这是我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

这不是一次政治会谈，分量相对轻点。因为事先准备比较充分，加上题目也不是太敏感、太难，所以我在翻译过程中，比较放松。外宾走了之后，总理就把我留了下来。他问：“什么地方人啊？”我说：“我祖籍浙江。”他说：“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好好努力改进。”这次总理给了我很大鼓励。

我认为有两种领导，一种靠魅力，一种靠权力。有的领导地位高、有权力，他说的话别人必须听；还有一些领导有人格魅力，他说的话别人爱听而且能够接受。我旁听周总理与一些亚非拉国家领导人的谈话，发现他不是一味照会谈口径讲话，而是讲真心话，娓娓道来。尼克松访华时曾到长城参观游览。当时安排了很多穿得很漂亮的小孩、大人在长城上玩。从长城走下来时，总理对尼克松说：“你别信他们，这些人都是安排的。这样做是不对的。”后来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里讲了这件事。他说：“一个领导人，能够这么跟我说话，说明他是很有信心的。”

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

1971年，我们赴联合国代表团于11月9日从北京出发经法国到美国。

我们住在罗斯福旅馆，旅馆为中国代表团专门辟了一个饭厅。只要饭厅的门一开，就能看到很多镜头对着门内，门外“蹲守”着很多记者。他们什么问题都问：中国人吃什么，爱吃什么，生活习惯怎样，等等。

有一次我上街，被一个老太太拦住了。她说：“Hey！Are you from Red China？(你来自‘红色中国’吗？)”她说我都成电视明星了，每天都能看到我，因为我总在后面做翻译。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老头，他说：“你们从Red China来，你们早该来了。”这说明美国老百姓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而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是不公正的。在招待会上，有些人看到我们激动得流了泪。还有美国人说：“我们离你们很近。上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在地上打个洞，下去就是中国。”

11月15日，我们第一次出席联大。按照规定，由每个地区组派一个代表致欢迎辞，而且时间有限制。结果在这次大会上，各地区代表致辞后，其他国家代表也都要求发言。结果会议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6点半，发言者一个接一个。乔冠华发言后，一些支持我国的代表到我们代表团的座位前排起长队，向他表示祝贺。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作为中国人真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