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
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只要向任何一个知识青年提问：“你喜欢读什么杂志？”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新青年》杂志。”如果再问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谁？”他同样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胡适和陈独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泽东就曾这样回答过。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那时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对此，毛泽东做了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一年多后，也就是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由此可见，毛泽东最后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是更为有利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内最了解国情、最了解农民的领袖。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的形成，不能说与此没有渊源关系。
毛泽东不去法国的第二个原因呢，则与胡适的态度有关。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毛泽东在信中提到胡适的《非留学篇》一文，说明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受到这篇文章影响。
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的第三个原因，还与那一时期刚好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关。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但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