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

他在上海生活74年，我在上海也生活了50年。同在一座城市，都是动笔杆的，还都写过剧本，还互知其名，但在4年以前我们从未见过面。

在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写他；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却很想写写他。

他是徐景贤！

如今三、四十岁以下的人，几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许人了。可在“文革”十年，他却是大大的风云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当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划者、操纵者。当年在上海滩，谁个不知他是声名显赫的市委书记徐景贤？哪个不晓他是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张那样阴沉乖张，也不像姚那样纵笔招摇。很多人说，张像狗头军师，姚像刀笔衙吏，徐则更像个黉门秀才，印象并不恶。徐体貌修长白皙，也让枯瘦的张、肥矮的姚，相形见绌。徐是当年许多左倾妇女的偶像。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当年的“徐郎”仍然津津乐道，说他作报告从不用稿，说起话来井井有条……一种钦慕之情，溢于言表。

每当听到这种私下的暧昧的言说，总令我感慨万千。“文革”已经奄忽40年，那么惨痛深刻的政治血迹，却逐渐淡去；而对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经久不忘。历史就如千面少女，任人打扮；历史也像癔病患者，极易错乱。前代的历史真容便是这样诡秘地不断地“变脸”，甚至是销声匿迹地隐藏在当今历史的背面，或者完全被消融，或者彻底被整容。当然这不是人民所书写的历史，而是权势者所炮制的历史。

2002年12月15日，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钱枫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不久前他在医院遇到徐景贤，只见他老多了，一无当年的风采。两人说话间，提到我，徐景贤请钱枫代他向我致意，并说文革中为《边疆新苗》之事对我的批判是错误的，他要向我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