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学生批斗老师的一个场面

1975年春，我们高一班新换了一位语文老师，新老师姓项，30岁左右的年纪。听说项老师是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学校安排一个数学专业的人来教我们语文，同学们都感到有些不解，也颇有些好奇，猜不透这个数学老师，教语文课会是怎样个教法。

项老师的第一堂语文课，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手里拿着语文教材，却自始至终都没有翻看一次，讲的内容也完全不是课本里的内容。他用了一整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了鄂华的小说《自由神的命运》和高缨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自跨入校门以来，我们的语文课除了鲁迅少数几篇文章外，大多数都是领袖著作和语录，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课外读物，因此每次上语文课，即便爱好写作的我也没有多大兴趣。如今听了项老师的这一节语文课，就像在我们眼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兴奋不已，下了课还围着项老师问三问四，没任何生疏感。从此，项老师的语文课成为我们班最受欢迎的课。

那时，我的语文成绩在班里是最好的，班级甚至学校的壁报栏上，每期都有我的所谓诗和散文。大概项老师也知道了，有一次他拿出一摞有些发黄的杂志给我，要我好好读。我万分激动，几乎是用吃馒头一样的速度把那些杂志读了一遍（不过，到现在我能想起的仿佛只有一篇叫作《道听途说的故事》的小说）。后来，项老师又零零散散地给过我几本旧书看，当然，也经常就我的作文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在他的指导下，我的写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受到全班同学喜爱的老师，却“倒”在了我们班同学的“枪口”下。这扣动扳机的诸多手指中，也有我的一根。

那是项老师任我们语文课老师的第二个月，在一次上课时，项老师点名要一位姓高的女同学背诵课文。这位女同学学习并不差，但不知为什么，那天她居然背得错字连篇，项老师刚批评了她一句，女同学竟大声反驳，口齿之伶俐几乎让全班同学都有些瞠目结舌，项老师大概也是头一次遭遇到这种事，很吃惊也很生气，一时忍不住说：“你看你歪着头这个厉害样子，像个地主婆。”

就是项老师气头上的这句话，给他惹来了大麻烦。姓高的女同学上数三代都是根红苗正的贫农，父亲还是村里的贫协会长（“文革”中的一种群众组织，即“贫下中农协会”），哪能受得了这种污蔑，于是她一状告到了校领导那里。而这之前，已有人举报项老师在课堂上宣传“封、资、修”，而他又对校领导的批评充耳不闻，几件事加在一起，学校于是一纸通告下来，勒令项老师停课检查。

项老师却不服，拒绝作任何检查。领导震怒，立即组织人员到我们班进行调查、取证。由于同学们都知道项老师曾经给过我一些“文革”前的旧杂志看，自然我便成为重点调查对象。面对着几个表情威严的革命老师，耳听着那些大得吓人的革命道理，我只好如实交代了项老师的所谓“罪证”。

几天后的作文课上，新换的语文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作文内容，竟然是关于项老师怎样利用课堂大搞“封、资、修”的。我虽然并不太懂得项老师在班里讲几篇“文革”前的小说与“封、资、修”有什么必然关系，但终于还是完成了新老师交给的任务。不久，在学校的墙报栏里，我发现了我那篇已被革命老师改动得火药味更浓的作文，作为范文贴在上面……

项老师没有再回到讲台上去，他受到的惩罚是：今天拿着扫帚打扫卫生，明天拿着油漆刷学校大门。直到放暑假我们离开学校，他的问题仍然没解决。

暑假结束后，我们回到学校，项老师却不见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由于项老师拒做检查，被调离到了一所更偏远的学校。后来又听说，项老师在恢复高考当年，考入了山东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分配在省城某大学，先后任数学系、校教务处主任。

尽管知道项老师的工作单位，我一直无颜跟老师联系。虽然那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这也不能成为原谅自己的理由。用老师培养的写作特长去批判老师，这一件不光彩的事让我内疚了三十多年，这将是我一辈子的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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