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105周年，当年那些主动摆脱“爹味”的男性和敢言“不婚”的女性

今年是五四运动105周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除了“民主”与“科学”大旗，还有一面大旗被高高举起，那就是“家庭革命”。

持续三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家庭制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第一次受到了真正的挑战。

“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位以言行激烈而闻名的老将吴虞，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吴虞，1872年出生在四川成都，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从事教育、鼓吹新学。他反对孝道，说“父母与子女之间只有买卖交易的关系”。

他跟父亲决裂的事件轰动一时。母亲去世第二年，父亲就跟吴虞分家分产。后来父亲续弦，生活奢侈、挥霍无度，要求再次分家产时，吴虞坚决不同意。

社会学家 李银河：

“中国文化里‘三纲五常’，其中有一个‘父为子纲’；民间说‘父要子死，子不能不死’。”

当时社会舆论指责吴虞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四川教育总会将他逐出教育界，但北京大学向他伸出了援手，聘请他教书。

1917年2月，吴虞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新青年》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猛烈攻击旧家庭伦理，说“孝悌之道”就是家族伦理与专制政治之间的桥梁。

在五四新知识分子看来，传统家庭伦理和家庭制度已成为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障碍，中国要发展进步，必须来一场家庭革命。

“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

胡适与鲁迅的新型父子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几乎都大力批判传统的孝道，提倡新型父子关系。

1919年，胡适初为人父，写了一首新诗题为《我的儿子》，诗中说“我希望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

1919年11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要解放自己的孩子，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是妈妈娶儿媳妇”

五四新青年们与包办婚姻的抗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胡适、鲁迅，都提倡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但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就已陷入包办婚姻。

陈独秀17岁那年由叔叔和母亲做主娶了大他三岁的高晓岚为妻。陈独秀才气纵横、叛逆不羁，高晓岚却是个不识字的旧式女性，两人性格格格不入，经常吵架。后来陈独秀抛弃妻子，另组新家。

而胡适和鲁迅也采取各不相同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包办婚姻。

胡适14岁的时候，母亲帮他定了上庄江家的女儿江冬秀为妻，胡适对此没有抗争。1910年，19岁的胡适赴美国留学；一直拖到拿了博士学位回国后才结婚。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

胡适曾说，他接受包办婚姻是因为不能伤害三个女人的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一个是江冬秀，一个是江冬秀的母亲。

跟胡适一样，鲁迅也受困于包办婚姻，不过他的处理方式与胡适迥然不同。鲁迅18岁时，母亲替他订了亲，女方叫朱安，比鲁迅大三岁，缠小脚、不识字。鲁迅不满意要求退聘，被母亲拒绝。

1902年，21岁的鲁迅东渡日本留学。先是学医，后来弃医从文。1906年，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后留在东京。家里反复发来电报催他回绍兴，理由是母亲生病。鲁迅匆匆赶回老家才发现母亲身体安好，是母亲骗他回来办婚事，鲁迅只得无奈接受。

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刻意避免与朱安见面。三年之后他孤身前往北京，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1919年底，鲁迅买下北京八道湾胡同的一座四合院，把母亲和朱安从绍兴接到北京，但他与朱安依然分居。

社会学家 李银河：

“朱安守了一辈子活寡，她也是一个旧家庭制度的殉葬品。”

1919年他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四十》，感叹“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直到1923年，鲁迅认识了女学生许广平，才知道什么是爱情。

1927年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正式同居，两年后生下唯一的孩子周海婴。

“永远不结婚”

陈衡哲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一批受过新式教育的女青年为追求个性发展，打破家庭束缚，高调提倡“不婚主义”。

中国近代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就是其中一位著名的代表。陈衡哲1890年出生于江苏武进读书人家庭，1914年考取清华留美学额，先后在美国沙瓦女子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她抗拒缠足、拒绝包办婚姻，还发出“永远不结婚”的大胆宣言。她抱着不婚主义的信念，一心求学，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美国留学期间，陈衡哲结识了化学家任鸿隽，两个人志同道合。1920年陈衡哲学成归国，蔡元培聘请她到北京大学当教授。1920年9月，她跟任鸿隽在北京结婚，胡适戏赠他们一副对联“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宣扬他的“无后主义”非孝观。

婚后不到一年，陈衡哲因怀孕生育辞去北大的教职，让胡适大为失望。相夫教子期间，她出版了学术名著《西洋史》。

新式婚恋观最有名的实践者

徐志摩

中国的传统家庭并非以夫妻关系为核心，而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婚姻的目的在于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因此它不是个人私事，而是家族大事，必须由家长决定，没有爱情的地位。

到了五四时期，新青年不再接受这一套。他们追求的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能够实现个人幸福的新式家庭。当时，欧洲女性主义者爱伦凯有关爱情与婚姻的理论大受中国青年的欢迎，爱伦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

诗人徐志摩正是这种新式婚恋观最有名的实践者。1897年，徐志摩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富裕家庭，18岁时由家庭包办，娶了上海巨富张润之的女儿张幼仪。

1918年徐志摩赴美国留学，1921年转往英国进入剑桥大学深造，留学英国时，徐志摩爱上了才貌双全的林徽因。

但林徽因并没有选择徐志摩，而是嫁给梁思成。1922年，徐志摩结束留学回到北京，认识了19岁的有夫之妇陆小曼，两人陷入热恋。

1926年，陆小曼与王赓离婚，同年8月与徐志摩在北京订婚。在订婚仪式上，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宣读了一份别开生面的证婚词。

徐志摩一生在追求浪漫的爱情，最后竟殉身于浪漫的爱情之中。

理想的家庭模式是三代同堂

“折中家庭”倡导者潘光旦

许多五四青年认为，通过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建立小家庭，有助于生育最好的后代，培养更加强壮的国民之子，这种观念将个人幸福与国家命运连接了起来。在新时代，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再现出来。

当年提倡小家庭成了主旋律，但著名社会学家和优生学家潘光旦却发出另类声音。

潘光旦认为年轻人追求自由婚恋、向往小家庭可以理解，但提倡以个人为本位的小家庭实际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繁衍。

潘光旦既不赞成大家庭模式，也反对小家庭模式。1928年他出版《中国之家庭问题》一书，提出“折中家庭制”概念，主张理想的家庭模式应该是三代同堂，这样的家庭模式既有抚育下一代的功能，又可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是比较完整和健康的。

（潘光旦提倡“折中家庭制”）

五四家庭革命之后，核心家庭成为主流，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但“家庭小型化”的趋势今天却越演越烈：丁克家庭、二人家庭、留守家庭、单人家庭数量不断增加，离婚率逐年上升，而结婚率、出生率则持续下降，这些都是五四家庭革命的先辈们始料未及的。当然，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