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交流为何总是困难重重？美国学者：我们太依靠感情行事了

编者按

中美两个大国的和平共处究竟有没有可能？两国会不可避免地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吗？在全球南方越来越受欢迎的中国模式将给美国带来何种启示？

当地时间4月12日-14日，第二十七届哈佛中国论坛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凤凰网为本届论坛的媒体合作伙伴。《凤凰大参考》整理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乔治敦大学“美国-中国全球问题对话倡议”高级研究员韦德宁（Dennis Wilder）在圆桌论坛上的精彩发言和回答，以飨读者。

编辑丨丁琳

走向“不舒服的共存”需要两国做些什么

韦德宁：我来自乔治城大学的外交学院。我们学院成立于105年前，那时美国人意识到我们即将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因此，我们培养了年轻的外交官、政治家和美国军官，教导他们具备全球化的视野。今天，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另一个关键时刻，即中国可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在哈佛以及世界各地接受国际教育的你们，将会是未来的开路先锋，正如105年前乔治城大学的学生为美国的未来铺路一样。这正是你们在这里所努力的目标，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但让我们探讨一下我们正目睹的这场变革。我认为，将和平共存视为长远的理想目标是值得赞扬的。然而，在当前的环境下，这个目标似乎遥不可及。我们面对的是持极端例外主义的两个超级大国。

美国，被誉为“山巅之城”，自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主国家，美国人将之视作常识，并努力将其推广至全球。而中国则将自己视为另一种超级例外，拥有5000年的不间断历史，并将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形成了他们认为非常完美的政治经济体系。因此，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存在极大的差异，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小问题。双方缺乏相互信任，中国认为美国在试图压制和遏制中国的发展，而美国则将中国视为一个试图取代美国的霸权国家。

这就是现实。我们必须小心，确保两国的战略竞争不会升级到点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地步。正如拉里·萨默斯和格雷厄姆·艾利森昨天所说，避免掉入这个陷阱需要两国展现足够的战略远见。

对我而言，走向共存的必经之路是我北大的朋友David所说的“不舒服的共存”，不是和平共存，而是不舒服的共存。为此，我们必须达成几项战略性原则，我在这里快速地说明一下。

首先美国必须真诚地向中国保证：我们无意颠覆中国政府，中国的政治治理应由中国人民自行决定；我们不压制和遏制中国的发展；我们反对台湾独立，并且我们承诺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公平与自由贸易原则。

同时，对于中国，美国自己也提出了四项要求：北京必须真诚地向美国保证，它致力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接受美国在印太地区拥有相当地位；中国没有意图干预美国选举；致力于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公平和自由贸易的规则。（编者注：中方一贯坚定推行和平统一进程，但不承诺放弃武力；中国商务部也针对美方指责表示，美国否认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是用毫无依据的武断标准指责中国经贸政策；中方也从未干预过美国选举，并且一直声称“不称霸”）

我认为这些原则是我们开始向和解迈进的关键。如果我还在美国政府工作，我不会试图在这些原则之外更进一步。达成这些原则的唯一途径，就是像杰克·沙利文和王毅那样会议商讨。

在泰国、马耳他和维也纳的会议非常重要，原因有两个。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到了其中一个：保密。沙利文不需要像布林肯国务卿那样，在会后向美国国会或向美国媒体汇报，他确实也没有这么做。如果你查看会后简报，会发现里面通常只有五句左右的话。同样，中方也无需向任何人汇报。因此，这种会议上双方能够坦诚地讨论，而不必成为公众辩论的一部分。这一点至关重要。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会议的持续时间。中美在马耳他和泰国的会议分别持续了12小时。我曾参与过总统级的会议，在中国领导人和美国总统的一小时会议中，几乎无法谈及任何实质内容。为什么？因为你需要进行翻译，互致客气话，甚至赞美对方的领带等，这些都妨碍了深入讨论的进行。但如果能一起共度两天，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和合作。这也是王毅和沙利文需要开展此类会议的原因。

另一个使得这种会议有效的原因是，会议层级是总统级的。沙利文代表美国总统以及美国政府发言，王毅则代表中国领导人。会议室中的每个人都清楚，他们是两位领导人的代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虽然最高领导人自己无法直接进行对话，但他们的代表可以。

在此，我想简要分享两个历史上的忠告。

首先，理查德·尼克松曾经说过：“伟大的国家是基于利益行事，而非情感。”我认为如今在美国，我们过于靠情感行事了。

第二则来自中国智者孙子。作为一名军事分析师，我总是要引用孙子的话。在经典著作《孙子兵法》的开篇，他提醒读者注意战争的危险，并表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们两国都处于可能输掉战争和失去国家的危险之中。

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存不可能实现？

现场提问1：我有两个问题。首先，关于“深层国家”这个术语，我从很多报纸上都听说过这个词。现在这个术语并没有被严肃对待，有些人认为“深层国家”是美国政治部门，有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更为长久的、不为公众所知的政治存在。您认为深层国家真的存在吗？

第二个问题是，根据米尔斯海默的理论，由于超级大国之间的威胁存在，所以真正的和平共存是不可能实现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在“深层国家”议题中的负面影响？

韦德宁：这个概念是特朗普总统和他手下其他人发展出来的，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政府的某些部门不希望特朗普掌权，他们认为这些部门由一些自由主义团体控制。你可能会感到惊讶，但实际上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政府中最为保守的机构之一。中情局并不具有任何自由主义倾向，他们的使命是保护美国，他们在这方面的承诺和美国军方一样坚定。我认为“深层国家”这一概念仅仅是一个阴谋论，实际上并无任何依据。在美国的组织中，无论是中央情报局、国务院，还是其他机构，你都会发现，里面既有民主党成员，也有共和党成员，我们根本不知道美国的某某政府机构属于哪个党派，坦白说，我们彼此间也不会讨论这些，这并不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关心一个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因此，我建议你对这个说法不必认真。

第二个问题，关于米尔斯海默的论点，即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这源于一个国家自然而然地希望尽可能增强自己的实力。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与修昔底德陷阱非常相似，都是关于权力转移的一般理论，讲述的是一个崛起的强国。但我不认为这是历史的铁律。

米尔斯海默、格雷厄姆·艾利森和修昔底德的观点都有许多批评者。我想说的是，这种描述一个崛起中、野心勃勃、不满足现状的强国的行为模式，确实有其一针见血之处，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存在的，当然并不是特指中国。

2014年米尔斯海默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预测了中美关系的未来。确实，米尔斯海默对中国发起某种军事行动的预测可能有失偏颇，但如果你对照此后发生的事情再阅读他的文章，会发现这种观点确实令人担忧，因为他的预测并不是完全偏离实际的。我们正在与一种历史动态作斗争，其中崛起的强国和现有的强国往往会发生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实现共存需要如此多的努力，需要双方的妥协和努力。

中国模式在全球南方越来越受欢迎

现场提问2：中美以外的一些国家，我们可以称这些国家为帝国边缘之地，比如韩国和日本，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我的问题是，美国对这些国家有什么样的叙述？中国又是怎样的叙述？为什么这些国家选择站队这边或那边？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又如何呢？

韦德宁：美中在全球南方的角逐绝对引人入胜，美国对全球南方注意力不足。我们对非洲关注过一段时间，珍妮特·耶伦还和我们讨论了债务问题，然而后来我们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做法就更为深思熟虑。他们总是重复，我们有一种和美国模式截然不同的模式，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会干涉你们的内政，我们希望和你们进行贸易，与你们友好相处，我们也不会告诉你们在国内该做什么。这对今天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我曾是乔治·布什政府的一员，我知道美国曾经试图通过武力将民主强加给其他国家，这是不好的。美国和西方必须弄清楚如何应对全球南方的问题。

我建议你阅读大卫·米利班德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他是国际危机组织的负责人，这也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他指出必须重新审视美国对全球南方的策略，首先，我们目前并没有帮助这些南方国家；其次，中国的模式将在全球南方越来越受欢迎。继续下去，美国在联合国中将落败。如果美国不为其在全球南方的利益制定一个计划，那么它将会处于不利地位，目前，中国就已经找到了一种相当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