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州有一家老年玩具店

去年9月，一家专属老年人的玩具店在北京一条不显眼的街道上悄然开张。光顾这家玩具店的许多人，在过往数十年间，被放置到大家长的身份和责任中，渐渐地变得不在乎也不敢直面自己的娱乐需求。店主宋德龙知道，不敢喜爱玩具只是其中一部分。

玩是人的天性

去年入秋的时候，宋德龙为自己即将开业的商店定做了四面招牌。印的两种款式，“老有所玩”是店名，“老年玩具店”指代店铺经营范围，安好后，店名反而好似对“老年玩具店”的某种注释。

2020年重阳节这天，宋德龙把合作商送来的花篮摆出来，门口的电子鞭炮噼里啪啦响，玩具店就算开张了。

从许多角度看，这家商店都是周围商铺中最显眼的。四面硕大的红底黄字招牌，黄字比隔壁商店的招牌字号大出一倍，隔着两车道的马路，也能看得清。店面也是周围商铺中最大的，足有180平方米。宋德龙自己提了对对联：“老有好心态，玩玩更健康。”也用了和招牌等大的字和一样配色，印好了贴在商店入口两边。

玩具店开在几个老小区之间，在这条社区小型商店街上，开得最多的是食品店，生鲜超市和饭馆。白天，老人们拖着买菜的小车或抱着孙儿，往来穿梭于这些商店之间。

去年九月开始，宋德龙接过了其中4个店面，里里外外改造了一番。地板铺了专业防滑砖，进门处摆放着花草，绕过门口的屏风往里走，就能看到宋德龙设置的两个小型桌游区，它靠着朝南的落地窗，旁边还安装了暖气片，方便老人冬天脱下厚重的衣物，温暖地玩耍。宋德龙觉得这是最让他得意的设计：“遛弯的老人可以过来坐坐，中午晒晒日光浴，特别舒服。”

许多童真的乐趣都能在这间180平米大的商铺中得到满足。拐角的门框被利用起来，悬挂着室内秋千，大人小孩都可以坐。店里置购了一台乒乓球桌，和两台上世纪流行的游戏机。大堂的水族箱里，几只金鱼在漫游，闻声望去，角落处还养着几只鹦鹉。

小区开了一家老年玩具店，这成了附近居民那阵子讨论的新鲜事。每个迈进玩具店的老人，进店前各怀猜测。有人以为这是一家老人活动中心，有人认为可能是卖老人保健品的，还有人觉得这是一家棋牌室。

许多老人知道是玩具店，进门还会说，来给孙子看看玩具。“我这里是老年人玩具店。”宋德龙往往会这么解释一句。一些老人听后直摆手。“人老了，不玩了。”有人留下这句话，就离开了。

曾经有两位老人，在店里逛了一圈后，指出店铺的定位不对，理由是：老年人就不该玩玩具。“赶紧关店，要不房租该交不起了。”其中一个老人果决地劝宋德龙道。宋德龙觉得郁闷，但当下没有辩驳：“老人有固定的思维，和他们那个年代、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他理解老人。

在宋德龙看来，老人不是不玩玩具，他们不会主动玩，是因为找不到理由带动自己玩乐。

因此，宋德龙让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店里，充当那个带动老人玩玩具的角色。

遛弯的曹建国被门口那副对联吸引进来，它们令他觉得新奇。在店里的宋德龙起初只见到曹建国伸长脖子往里瞅。“大爷，你进店看看。”宋德龙招呼着。

真的走进玩具店，曹建国承认有些出乎自己的意料。“你这里是博物馆呀。”他忍不住对宋德龙说，逛了一圈，他对里头的“展品”看得出神，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又不敢真的动手去拿。“我猜这东西您一定玩过。”宋德龙帮曹建国取下铁环，招呼他看。

“乖乖，多少年没见了。”61岁的曹建国像孩子一样说。

这种玩具流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街头，玩具的主体是一个铁丝做成的圈，玩法是用配套的一个长钩子推着铁丝圈滚着走，看谁能推得远。相隔近50年，还能在城市里见到这些老物件，曹建国又兴奋又激动。

铁圈快速向前滚动，曹建国小步跑起来，他不再是个小男孩，但至少在和那个铁圈玩乐的时候，他的体态比平时轻盈灵活不少。“圈越重走得越稳，滚动时尽量靠在铁钩上，这样不容易倒。”曹建国玩得尽兴，边笑边跟旁边的年轻人解释操纵这种玩具的技巧。

图 | 老人在玩具店里玩空竹

玩了一会儿，宋德龙邀他坐下喝茶，递上一根烟，告诉曹建国，以后店里的玩具都可以玩。“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他嘱咐曹建国。

曹建国接过烟抽，肩膀渐渐松了下来。“你这店有点意思，但我老了，玩玩具有点……”他犹豫了，没往下说。

“尽管放开，”宋德龙接过话，“谁说老了就不能玩？玩好了自己高兴，心态好不生病，活得也长，你说是不是。”他懂得曹建国没说出的顾虑是什么。像曹建国一样想法的老人很常见，在他们的观念里，玩具是孩子的专属。

最近他进了一批接球玩具，那是一种由几百个洞眼组成的木盒，洞眼里插着小木棍充当障碍物，小球从中穿过，最后准确无误的掉进小方盒里，就算达成游戏目标。

这套玩具需要组装，组装到一半，宋德龙的手意外被凸起的木块划伤，他正要收起工具，一位在店里闲逛的老人走了过来：“我知道原理了，能帮你安好。”他接过工具夹起一颗螺丝，将木块衔接处慢慢拧紧，木盒子在他的组装下大体成型。接下来的步骤，是用粘胶将木棍固定在一个个小洞里，小洞足有两百余个。

临近中午，老伴来喊他吃饭。老人把零件收好，放在角落，对宋德龙说：“吃完饭我还来帮你装。”中午一点，他如约而至。组装完成，离开商店前他叮嘱宋德龙：“胶水还没有干，收起来，可别让小孩碰坏了。”

后来老人才告诉宋德龙，他年轻时在林业局工作，是一名伐木工，一辈子和木头打交道，“看到木头就手痒。”老人打趣道。

开业四个月，宋德龙的玩具店渐渐成了附近老人的“秘密基地”。有次一位老人抱了一堆杂志希望他收下：“这是我平常看的，放在你这，有人感兴趣可以翻翻。”那是一套讲解电工知识的专业书，老人说自己正在研究沙漠治理，希望能为此做出贡献。“很可爱的老头，”宋德龙评价道，“他的想法非常天马行空，看的书很专业，思维也很活跃。”

茶水区的桌子上有一排木架，木架上摆放着一堆小玩意。一个木制的小壶，壶身是荷叶花纹，壶盖上蹲着一支青蛙，惟妙惟肖。“北京人叫它木头疙瘩，”宋德龙说，那也是他顾客的手笔，“老人自己动手做的，放在我这展示。”宋德龙说。

和老年人交流得多了，宋德龙更相信：老人是闲不住的，他们也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喜好的娱乐。更多时候，他们只是缺乏展示个性、追逐心中想要的玩乐的助推力。

少有人看到的角落

开店时宋德龙就想好了，即使老人不买玩具，店里的玩具也让他们免费玩。老年玩具店也有少量小孩的玩具，比如铁皮青蛙，皮影，还有木质的小兔子。这是宋德龙的主意，让带孙子孙女的老人们也能停下脚步，和孩子一起玩。店里有一台迷你抓娃娃机，已经被孩子们玩坏了。

“我儿媳妇说疫情期间减少流动，今年我们全家还是留在北京过年。”说这话的是“田田奶奶”，老人们这样称呼她，因为她每天照顾着的小孙女就叫“田田”。老人们经常用类似的命名规律称呼彼此，就比如，“田田奶奶”称呼她在玩具店新认识的朋友“壮壮奶奶”。

“我可不愿意留在这，今年说什么都要回老家，儿子他们不走我也要走。”壮壮奶奶接过话茬。

因为两岁半的小孙女“田田”喜欢这里，田田奶奶和她的孙女已经是这里的常客。

每次来，田田都会让奶奶推着在休闲区荡秋千。这天，小孙女发现了木牛流马，拉着它满屋转，田田奶奶也觉得新奇，“没上过几年学，只在小人故事里听过，想不到这东西真能做出来。”

临近过年，田田奶奶去理发店把头发烫成了大波浪，又染了色，穿一身红色羽绒服，常常笑着和认识的人打招呼。

图 | 老人和小孩在玩具店里

田田奶奶和壮壮奶奶同为河南人，原本住在同一个小区，隔壁楼。但几年来两人互不相识，直到在玩具店里偶遇攀谈，才认识了彼此。

在玩具店里，老人们建立起社交圈。 奶奶们不难发现彼此有许多相似经历。 至少，许多人都是因为孙辈出生，才第一次背井离乡，到大城市里带孩子。

田田奶奶算着，今年是她来北京的第11个年头，推算的根据，是她的大孙子已经11岁了。那会老伴还没有退休，她一个人进城，与老伴千里分居。本想着等孙子上小学，就和老伴回老家颐养天年，没曾想刚把头一个拉扯大，二胎“田田”出生了。

在故乡的时候，田田奶奶喜欢玩麻将，跟邻里间约着打，一天下来时间消磨得很快。

来了北京，田田奶奶失去了熟悉的朋友圈，时间也被孩子从早到晚的吃喝拉撒占据掉。去年，田田奶奶学会用智能手机，儿子怕她闷，给她下了APP，教她在手机里打麻将。但田田奶奶觉得比以前没有意思得多，因为在那上面打牌“不热闹”。

壮壮奶奶在老家的时候喜欢跳广场舞，来北京后她很快忘记了这项爱好。因为在陌生的大城市里，住的地方附近没有公园，她也找不到舞伴。

“你就在这跳吧。”田田奶奶鼓动她。宋德龙的店里安了一块电视屏幕，有时也放些怀旧的歌曲。听了田田奶奶的建议，壮壮奶奶想了一会，试着进入音乐节奏，摆动起身体。“我不会跳，她跳得好。”田田奶奶在一旁看着她跳，轻声地对旁人感叹。

对田田奶奶和壮壮奶奶这样的老人来说，玩玩具是一种奢侈。即使像现在，有了玩玩具的地方，她们手里倒腾着，眼睛也要紧盯着自家的娃。

两岁半的田田正在爱玩的年纪，满屋子撒开了跑，一会动动这一会玩玩那。田田奶奶只能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到处疯跑的田田。

其实，宋德龙店里田田喜欢的玩具，她家里都有。“屋子里堆得到处都是。”田田奶奶说，田田的母亲每月都会购买新的绘本和玩具，她见着这些现在小孩玩的物件，觉得功能多，又智能：“要听歌，讲故事，只要对着小机器人说一声就成。”

在田田奶奶的童年时代，这些都是不曾见过的。“那时候顶多拿个绳跳皮筋，在地面划格子，”田田奶奶回忆道，但儿时也是快乐的，“小伙伴多，一个村里的，都一起玩。”

冬日的北京晚上越发寒冷，吃完晚饭后，店里的小方桌前聚了几个老人，抽烟喝茶，和宋德龙聊起往事，总透着一股心酸。

来玩具店的许多老人，把这里作为情绪抒发的出口。有的老人带娃累了，想在这里躲个清闲；有的老人端着茶杯一坐就是一整天，也不玩，只为了找人聊天；有的老人年轻时生了一堆子女，到老了却成为空巢老人，需要倾诉。这些情绪老人们很少在人前展露，被亲近的人看见更不妥，玩具店就成了一个合适的倾诉场所。

来玩具店之前，曹建国几乎不与人交流。他当了半辈子的农民，年轻时脾气冲， 14岁开始玩火枪，满山打猎，那还是50年代的事。 曹建国说自己最理想的状态是活到80岁、90岁还能种地，种上小麦、玉米、稻子，自给自足。 后来猎枪上缴，再后来80年代当地政府将大片土地腾退，他从怀柔搬到香河，告别了土地，在电机厂当了一名工人。

活了大半辈子，曹建国说自己把生死看得很淡。非典那年，曹建国突发脑溢血，工作台上差点昏过去，抢救了两小时。让他牵挂的是他的后代。曹建国只有一个儿子，为了孩子工作近，他跟着搬了几趟家。最近他总盘算着把郊区的老房子卖出去，帮孩子减轻还贷压力。

图 | 宋德龙和老人在玩桌游

“操心没个尽头的。”另一个老人严红卫接话说：操心完儿女，还可以操心孙辈，他们这辈人，总想着多帮衬一些，能帮多少是多少。

“我们这一代人都挺能吃苦的。”严红卫是黑龙江人，今年65岁，退休前在黑龙江林业局当了二十来年的运输工。那会儿，严红卫每天早上5点起来，坐通勤车一个多小时，到山场。装货，运货，一直忙到晚上七八点，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碰上搞高产，紧急派遣任务，需要加班加点。

退休后，严红卫常常怀念林区的生活，他说只要身体允许，他想一直工作下去，因为山区空旷自由，不像城里只有高楼。但因为是重体力活，他55岁就退了下来。前两年他听说国家搞环保，伐木业遭到严格管控，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转眼严红卫来北京已经五年，和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平时年轻人出门上班，严红卫负责照看五岁的孙子。他记得回忆刚到城市的窘迫：“第一次坐公交闹了笑话，把公交卡往钱箱子上刷，司机一直斜着眼睛看我。”这些年他学会了坐公交、地铁，也会用手机网购买些生活日用品。偶尔，孤寂感一闪而过，被他压下：“老了，总会这样。”

老人们几乎都抱着同样的想法，年轻时打工养家，攒钱为孩子买房、结婚，补贴家用，老了进城带孩子，“我们这一生就是牺牲奉献。”

64岁的浙江人方明是这里少有的老“北漂”。他14岁开始做木工，跟着父亲学修房子，做家具，也承包村里耕田的农具。1986年那年方明30岁，他拖家带口来到北京，成立小团队，开始在大城市里讨生活。

三年前，儿子娶媳妇，他把大半辈子的积蓄拿出来，帮儿子在北京买了房，房本是儿子的名字。

“500万的房子呐。”旁边有老人感慨道。

“没这么夸张，我付的首付，贷款孩子还。”方明接话，仿佛生怕别人高估了他的付出，在他看来，这也只是所有家长都会做出的选择而已。

有那么几分钟，众人没有接方明的话。再聊起来时，话题已经转到了另一件事情上。

寻找快乐

走进玩具店，老人们将烦恼抛开，在这里只为寻找快乐。玩具店的出现填补了老人内心的孤独感，它像一台时光机，以奇妙的方式，让老人与过去相连，与儿时的自己相遇。

每天早上九点，玩具店开门营业。怀旧的玩具最受老人欢迎，严红卫这天在玩具店里寻到了小时候的物件。

“这在我们东北叫嘎拉哈，”他显得有些兴奋，“它也叫羊拐，平时我们家里吃羊，把羊的肋骨留下来，洗干净，晒干，就是玩具。”他边说边将一个羊拐抛入空中，再迅速抓起桌上的羊拐，准备接住刚被抛出的羊拐。在这个游戏里，需要尽可能多地接住空中落下的羊拐，比赛时，接住数量多的人就算赢。

严红卫最多能一下抓起四个。在他小时候，这被默认归为女孩玩的玩具。40多年前下课的午后，看着女孩们从兜里掏出羊拐，骨头被摸的发亮，围在一起当作珍宝玩一套“羊拐”，那一种难以言说的快乐。

严红卫自认现在也是一个很爱玩的人。刚退休那会，他跟着旅游团到处去玩。但后来去的地方多了，他渐渐失去了兴致。有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电视，从早到晚。

玩具店开业那会，严红卫记得，宋德龙向他演示乒乓球训练器，球固定在杆上，打过去会自动弹回来，不用捡球，一个人也能玩。就那一下，把他爱玩的天性释放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严红卫和曹建国一样，每天都要来几趟。严红卫觉得玩具缓解了他心中的苦闷，人也渐渐开朗了。这天，宋德龙挑了三开魔盒递给他，“一个盒子拆成三个，能解开不？”严红卫没吱声，动手捣鼓起来。不到十分钟，他对宋德龙喊：“快来，我解开了。”然后得意地把“通关秘诀”告诉围观的人：“这是鲁班锁，小时候也玩过。”宋德龙夸他脑筋好使。

图 | 老人在店里玩投壶

玩具店开业之初，就引来过媒体。在媒体的报道中，宋德龙的店是全国第一家专为老年人开设的玩具店，借这家商店，也对中国的老年化问题略做了些探讨。

那之后，一位82岁的老人慕名而来，他的腿脚已经走不了路，坐在轮椅上，由女儿陪伴着。

他没办法自己玩，只能看着宋德龙为他展示滚铁环。看着看着，他开始唱起小时候的儿歌：“小铁环，圆又圆,，推起铁环跑得欢。”

宋德龙把这个老人记得深深的。那天老人临离开玩具店，要求和宋德龙握手。他握住了，看着宋德龙说：“你是有情怀的人。”

三年前，宋德龙在央视《夕阳红》栏目负责节目对外招商。1993年开播的《夕阳红》是央视最早也是唯一的老年栏目，2013年停播数年后，复播时转到了央视12套播出。那时候他时常与服务老年人的企业打交道，渐渐地，他开始觉得老年群体的需求一直在边缘化，因为市场上针对老年人的除了保健品，就是健身器，很少有企业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

前几年，宋德龙在北京安了家，把父母接过来住。几天后，他的父母就想回家：“在这人生地不熟，逛公园还要坐公交，跟坐牢似的。”父母的话让宋德龙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也是他开玩具店的初衷之一：“开玩具店也是满足自己的心愿，有机会把父母接过来，让他们老有所玩。”宋德龙说。

某种程度上，玩具店也是外界了解老人的窗口。不时地，有一些做老人服务业的同行来店里交流。

王军就是其中之一。他开了一家公司，专门带老人看病，从接送到预约问诊、拿药，一条龙服务。“很多老人不会自己看病，挂号、拿药时间长，子女工作忙，我们派人派车，服务需要帮助的老人。”王军在这行已经干了五年。

接触老人多了，王军总有种无力感。他说，有的老人会把去医院看作一件值得快乐的事情：“因为他有事可做，能够正大光明出门溜达了。”

还是在店里那张茶桌前，王军聊起他服务过的老人，常常唏嘘。他说起一位搞科研的老干部，子女出国不在身边，家里请了保姆，两人一天一句话不说，后来老人越来越记不清事，精神也变得越来越差。

“所有子女都觉得只要给老人吃好穿好就行了，现在缺这些么，他们不知道老人要什么。”宋德龙说。

每次到结账的时候，老人总是要跟宋德龙讨价还价。一位老人看中了那款乒乓球训练器，宋德龙店里售价35元，老人说：“家里有乒乓球，就把杆子卖给我吧。”宋德龙哭笑不得。

还曾有一个老人看中了店里的“可乐球”——一种绑在绳子上的足球，玩的时候直接踢，球会被拴住，用不着捡球。老人舍不得买，回家了用毛线缝了个袋子，套在足球上玩。有时宋德龙也会给老人稍微便宜一些的价格，他知道大多数老人不缺钱，只是享受讨价还价的乐趣。

眼下玩具店的盈利仍是难题。小孩的玩具卖得快，但宋德龙不想多卖，因为那样的话，他的玩具店就又变成了孩子的乐园。这世界上属于孩子的玩具乐园很多，不需要多这么一个。

宋德龙不慌张，他说已经对玩具店的未来有所规划：“和敬老院合作，让玩具先在老人之间流转起来。”

去年冬天，玩具店所在的社区街道办联合宋德龙的玩具店，举办了一次“老年人玩具大赛”。比赛项目只有两个：投壶、高室内高尔夫，却有70多位老人到场参加。在宋德龙看来，那也是一次好的尝试。

这处老人玩具店的名号，正在渐渐扩散开去。最近宋德龙收到了一笔“大单”，一位年轻人得知了老人玩具店的存在，特地找上门来购买。他的父母已经90多岁，希望为老人寻些玩具，也找些乐趣。那笔订单一共1418元，创下了老人玩具店开业后，散客购买的最高客单价。

*文中除宋德龙外，其他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