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本主义预后不佳

（作者系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经济学和国际事务荣誉教授，南加州大学经济学主任教授）

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一贯逃避纳税

违背对哺育了它们的社会、经济

和国家制度的义务

特朗普的去职将削弱裙带资本主义

但这无法修补一个破败的制度

美国资本主义预后不佳

文/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

发于2021.1.4总第979期《中国新闻周刊》

鼓吹劫富济贫的人常常要耐着性子了解为何这样的分配毫无意义。富人确实富，但人数太少，对他们课税不足以帮助穷人。

很少有人听说过相反的过程——向上倾斜的再分配，即每人都拿出一些钱让少数人变得富裕。但这正是垄断企业和寻租者在做的，他们对消费者制定过高价格，缴纳畸低税收，资助政客，维护从大众身上抽钱以利于极少数人的过程。更糟糕的是，2020年的美国大选便确保了这一“向上滴灌”的动态还将持续下去。

股市在新冠疫情期间欣欣向荣，这让许多人感到疑惑。显然，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投资者找不到其他领域实现正收益；市场对利好欢呼雀跃也完全可以理解，如辉瑞制药宣布其候选疫苗有效率高达90％以上。

问题在于股市并不考虑所有国民收入，它只考虑能变成利润的那部分。在国民收入的任何层面，股市都会在利润上升时表现好，在更多收入归劳动所有时下跌。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工资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疫情以来，大科技公司表现上佳，许多小企业则损失惨重或关门大吉。

如果考虑到疫情如何加快国民收入从劳动收入转为资本收入的长期变化，那么这一反常的动态就很有意义了。不但工人的岗位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安稳，小企业也越来越不如雇佣少量工人的大企业，这反而提振了市场，拥有股票投资组合和固定缴纳养老金者大获其益，而零售业、饭店业和娱乐业的工人步履维艰。

如果美国民主党除了拿下白宫、保住众议院之外，还能赢得参议院多数，那么兴许有机会通过立法措施扭转这些趋势。引入公选医疗保险或许就可以阻止美国医疗体系对家庭收入的破坏，即使更激进的替代方案(如“全民医疗保险”)仍然遥不可及也没关系。以一般税收为资金来源的体系，或许可以取代或补充以雇主为基础的医疗保健，其资金来源实际上是对工人征收的人头税。

此外，如果民主党表现更好，本可以采取有意义的反垄断措施对付科技巨头，至少能有一些机会通过其后立法。而反工会法律的漫漫征途可能遭到阻击乃至逆转。但如今，少数愿意恭喜拜登获胜的共和党人，甚至一些中间派民主党，也会反对绿色新政和医疗改革等政策。

经济学家肩负着很大责任。在20世纪上半叶，大萧条期间的资本主义大溃败让凯恩斯主义及其国家角色大获全胜。但随后，“二战”刚刚结束，哈耶克便掀起了一场反革命，并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及其同事的论调中达到高潮。他们指出，国家也有问题。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教会了我们在监管下攫取利益，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指出不能总是指望政客依照公共利益做事，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证明可以在不求助国家行动的情况下让外部性变好。

令人不太信服的是，弗里德曼坚持认为不确定性不是问题，反对高效征税，不管是通过现收现付制、遗产税，还是取缔避税港。与此同时，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在将这些思想引入司法界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指出，正义要求社会实现总财富最大化，提出应照顾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应倾向于富人而非需要之人。不平等性不仅被认为不是问题，甚至成了公平社会的标志。

在轻而易举地遵循这些思想如此之久之后，现在应该进行反思了——不是拒绝一切后凯恩斯主义的洞见，而是以它们为基础并超越它们。

回归更具创新性和竞争力的资本主义形式需要我们不再妖魔化国家。目前，在我们的制度中，极少数人的繁荣建立在大众的痛苦之上。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没有学士学位，他们的寿命也在下降，因为制药公司（通过收买国会）获得执照为了利润让人上瘾、取人性命。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一贯逃避纳税，违背对哺育了它们的社会、经济和国家制度的义务，而没有这些哺育，它们根本无法存在。

特朗普的去职将削弱裙带资本主义，减轻他的亲朋对公众的掠夺。但这无法修补一个破败的制度。美国资本主义培养创新和福利的潜力依然无限，但目前它的缺陷正在让众多美国人失去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