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甲谈减贫细节：开会给村民算账 少一户都不行

中国减贫经验到底有哪些可供世界借鉴？精准扶贫工作如何开展，它最大难度是什么？在凤凰卫视和凤凰网主办、青花汾酒首席赞助的《2020与世界对话·国际减贫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扶贫研究院院长、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陈行甲、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快手扶贫办公室副主任易萱、阿里巴巴集团社会公益部资深总监胡海河等人就中国减贫经验及推广等话题展开圆桌讨论。

张琦认为，由不精准到比较精准的建档立卡过程给减贫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是中国减贫事业取得的最核心的基本经验。陈行甲则分享了过往在湖北省巴东县任县委书记期间的工作体会。他说想要把老百姓聚集起来开会，非常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创立了“屋场院子会”，以屋场院子为单位，要求每家每户至少有一个人到场，少一户都不行，必须在全体老百姓眼皮子底下“算账”。

以下为论坛实录：

胡玲：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减贫的推进需要科学的规划，同时也需要有益的经验的支撑。那么，在中国减贫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些有意的启示呢？ 中国的整个扶贫攻坚到底有哪些经验是可供世界借鉴的？尤其是中国提出的“五个一批”这样的模式能不能在世界进行推广和复制呢？第一个问题先交给张琦先生。

张琦：好，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论坛，针对主持人刚才提的问题，实际上中国脱贫攻坚的经验在前面上午和刚才的几位专家也进行了一个论述，包括中国取得的成效、成绩。刚才你提的我们是“五个一批”，实际上这次我们是“六个精准”“五个一批”。

胡玲：“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在“五个一批”前面还有六个精准的表述。

张琦：对，这样的话中国取得很大的成效，刚才汪教授也提出，我们整个政策沿袭的过程，从2013年实际上就是主要是精准扶贫这样的。这个精准扶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取得的话，他是更加通过精准扶贫的这种体系的建立，使我们在扶贫脱贫对象以及帮扶的措施以及最后的退出更加精准，这个经验实际上一个最大的基础就是建档立卡，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正好在总结中国的建档立卡，建档立卡从我们开始从2014年就开始做建档立卡，到2020年的实现，实际上是为整个精准扶贫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正是因为有建档立卡，使我们的对象更加精准，由开始的最不精准或者最难精准的地方。

胡玲：对，这些贫困到底在哪里？这些贫困人群到底在哪里？他们每个人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把他们归档。

张琦：对，通过建档立卡。在这方面，我们对我们所有地区的每一村、每一户农村的农民都进行了建档立卡，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他因什么致贫，他致贫的因素或者致贫的原因在哪里。这个原因知道了以后，我们怎么来帮扶他？谁来帮扶他？我们有帮扶的措施，我们有工作队，我们有第一书记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制定的措施。所以我们要制定帮扶的措施，我们自尽要精准、帮扶的措施要精准以及因人施策都要非常精准，包括最后的退出也要精准。

所以说实际上建档立卡由不精准到基本精准，然后到比较精准，到相对精准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使我们整个的扶贫脱贫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且它不仅仅是建档立卡本身，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这些数字精准，最后到帮扶精准，而且通过大数据、信息化管理，为未来的扶贫脱贫，和未来的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所以实际上，虽然是我们中国一个创举，也是一个创新，但也是非常成功的这项措施。所以这些经验我觉得是中国取得的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一个基本经验。

胡玲：其实在现场我们这位陈老师，我一般喜欢管他叫行甲大哥，您五年的时间在巴东县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您真的是挨家挨户去摸底去查清楚每一户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去精准施策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我们讲述一下，作为当地的县委书记或者当地的村官也好，你们在如何进行精准施策？怎么样在摸底之前，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情况？当时最大的工作难度是什么？

陈行甲：谢谢胡玲。我特别同意刚才张琦老师讲的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我们整个中国的脱贫攻坚可值得世界借鉴的经验，“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这个中间最基础的精准，我们用农村的话说，打墙不坏头一板。

那个头一板我们打的是很好的，这个我算是参与了那场“战争”的前线的战士。因为我从2011年到2016年任五年多的时间国家级深度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我在扶贫工作的前线，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很自豪的，就是在精准识别这第一关我过的特别好。

当时习总书记在2015年的全国扶贫工作会上提出来精准扶贫的国策，提出来“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时候，我记得习总书记说的原话是，要和老百姓一起算账，要让老百姓认账。这件事情其实是特别难的，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贫困人口这么多、面积也这么大，而且贫困地区多半都是地域条件相当复杂、相当困难的地方，以我过去工作的县巴东县为例，全县3354平方公里，50万人口，光全县的山头有3000座以上，最高的海拔3005，最低的海拔长江平面175，这么大的落差，所以我们叫看山跑死马，就是说话大听见，做事大看见，走起来要半天。

你要把老百姓聚集起来开会，开村里面的会，几乎不可能聚拢。当时我们创造性地开创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干部下去，开屋场院子会，以屋场院子为单位，就是十几分钟能走到的为单位一起开会，在全体老百姓眼皮子底下算账，要求每家每户至少有一个人到场。

胡玲：每家要派一个代表。

陈行甲：一家必须要有一个代表到场，如果缺了一户的话你这个会就不成功。我们以这样的硬要求、八步走，真正做到了在全体的老百姓眼皮子底下算账，这样我们就做的很精准。当时我们通过那一轮的精准识别，长达四个月的时间屋场院子会，全县开了5000场，然后我们总共调出了28000多人，调进去29000多人。

胡玲：调出来28000多人？

陈行甲：原来在贫困人口里面的把他调出来，原来不在里面的把他调进去，所以这件事情做的很扎实。再加上当时中央的政策导向非常明确，要求非常严格，当时中央很严厉的问责了广西省的某一个县，就是扶贫的认定不精准，通过调查之后发现大面积的不太精准的问责，县委书记、县长撤职，整体的问责。

在这之后，中央有要求、有严格的问责，我们下面也探索了方法。所以这第一板夯地特别实，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经验，导致后面像建房子一样，第一板建好了，地基打稳了，后面的工作就顺理成章的，后面都比较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