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 农村学生通往高考之路：小学8个同学，只有2个上了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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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7日，19岁的王龙走进高考考场，全国同时参加这场考试的有1071万人。上一次高考在7月，还是18年前，今年由于疫情，高考再次回到“黑色7月”。他出生于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家庭，这是一场关乎命运的考试。小学六年级时，在电视上看到介绍大学的节目后，他第一次感觉大学真好，尽管也不知道好在哪里。那时，他心里有一颗种子开始发芽——考上大学。

他在山村小学读书时，班里8个孩子，如今只有2个有机会参加高考，其他都已步入社会。从陕西山沟里的小学到镇上的中学，再到蓝田县里最好的高中之一，一路走来，王龙已经把大多数同龄人甩在身后。今年高考，他将跟陕西省27万余名考生一起比拼，而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他心里也早有了数。

几天前，他参加了陕西省英语听力模拟考试。

窗户关了，风扇关了，空调关了，考场静得让人心慌。王龙感觉手心有点儿热，细小的汗液开始从毛孔往外渗。

那天，他并没有听懂广播播放的英语听力模拟考试材料，尽管模拟考试选用的是往年的高考真题，他之前已经做过多次。

7月2号，高三学生离校后空荡荡的教室，黑板上是前一天晚上学生集体写给老师的请教条。

在陕西省重点中学蓝田县城关中学的三年，他最好考过全年级89名，最差考过年级246名，而整个年级有800多名学生。他的班主任程曦说：“2011年、2014年、2017年我带高三生时，全校1000人能考上二本的有200不到300人，一本升学就更差了，这几年二三本合并后可能会好一点。”

整个高三，王龙和他的同学们经历了29次大型模拟考试。“高三第26次模考成绩”表显示，王龙语文95分，数学81分，英语62分，物理47分，化学46分，生物35分，总分366分，年级排名第103，班级排名第16名。

所有这些模考中，英语听力他几乎从来没有听懂过。英语是最让他头疼的科目，即便每天早起背单词，成绩依然很差。他小学六年级之前从来没有上过英语课。

每次亲戚朋友问时，他都会像回答背过无数次的数学、物理公式一样说：“今年可能不行，一本考不上，估计就是个一般的二本。”

王龙戴着口罩进入英语听力模拟考试考场。

英语听力模拟考试当天，家长在校外的阴凉处等孩子，当天温度37度，考试全程4个小时。

英语听力模拟考试结束后，王龙和室友乘出租车从考点回到学校。晚上6点半，他开始到教室上晚自习，直到10点半，下课铃声回响在环形的教学楼里。王龙和同学三三两两走在校园的悬铃路上，昏黄的路灯与月光洒在他们的校服和怀抱里的书本上，这是他高中时代倒数第二节晚自习。

回顾自己的高三生活，有做不完的练习题，背不完的公式和概念，永不停息的模拟考试，宿舍、食堂和教室三点一线……然而，疫情打断了这一切。

距离春节只剩三天，学校终于放了寒假。他又在县城补了一天课。这个课外班是一个同学的，同学转去了西安补习学校读高三，课也就免费送给了他。这是他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在校外补课。

补完课，距离春节仅剩两天，他回到家里。父母在西安城里打工不放假，他便一个人在老家过春节，常在隔壁二爷家吃饭。他原本计划寒假在老家专心复习备考。然而，新冠病毒疫情搅得他不得安宁，对于疫情的焦虑甚至超过了对高考的焦虑。

王龙宿舍在一楼，宿舍外面摆着乒乓球桌和篮球场，外面一直有篮球拍打的声音。由于疫情，8人的宿舍先是变成了4人，后来又变成了6个。

宿舍里的空床被用来堆书，图为王龙准备带到班里的书籍。

他每天很早起床，有时天还是灰蒙蒙的，第一件事永远是看昨天疫情新增人数，然后问自己疫情怎么还不过去？心里想着快高考了、快高考了，什么时候能开学，想到最后直哆嗦。

跟全国所有学生一样，王龙在家上网课，“每天就那么几节课，平台还经常崩溃，山里信号也不好”。他一个人在家里待了40多天。 疫情后期，他每天就觉得很累、很烦，“一点也学不进去，每天发愁，也不知道其他同学有没有学习，复习得怎么样了”。

有一天，王龙叫来了村里其他几个小伙伴，他们中有的平时在外地打工，春节期间正好赶上疫情就留在家里。他们在王龙家门口挖了一个土坑，架上锅煮起火锅。大家都很开心，但他突然发现，自己和儿时的玩伴没有了共同语言，自己也不知道该玩什么，心一直发慌。

这些小伙伴和王龙小时候都在大山里的青峰小学上学。学校的上课时间则与当地吃饭时间结合，一般早上10点多放学，12点上课，3点多再放学，一天的课程就结束了，村里逢婚丧嫁娶学校也会放假。

小学没有英语老师，从来没上过英语课；有些孩子跟随打工的父母到外地上学或辍学，更多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二年级和五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四年级和三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左边坐一半，右边坐一半；体育课自己在操场玩，音乐课自己学流行歌，美术课自己画画……这是王龙和他的玩伴对于小学的记忆。

王龙和小伙伴的照片，二排左二为王龙。

王龙在二年级留级过一年，母亲一直觉得儿子是开学时拿错了课本，但他心里一直记着自己当时10多分的试卷。从那年以后，他每年都拿奖状，每学期都考第一名。他觉得自己留了一级本身就比别人大，考得差丢人。

王龙小学的校长退休后在山村打零工，往河对面扛石头修水井。

原青峰小学校长王佩堂想起来，王龙在四年级时因生病耽误了大半学期的课程，但考试仍考了班级第一，那时班里有8个学生。

王佩堂一生都在山村小学任教，是之前所有老师中学历最高的，毕业于蒲城师范学校。其他老师有高中毕业的、也有初中毕业的。

“山村小学软、硬件设施都不行，老师一般都老龄化了，年轻的都不愿意下乡来，更不愿意进山”，王佩堂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回忆。

青峰小学最高年级只到五年级。六年级时，王龙转到镇上的小学。

青峰小学建在村里的大戏楼旁边，里面只有三间教室。在2018年撤校合并时废弃，当时有5个学生2名老师。

“最开始到厚镇的时候，我们那一个班英语基本上都很差，26个字母都认不全，老师也很伤心，就开始从26个字母教起”，王龙第一次觉得读书好难。

2018年，青峰小学撤校合并，撤校前有5个学生和2个老师。如今，青峰小学大门的铁栅栏被两把大锁紧锁着，院子里的喇叭花开得正艳。

小升初考试中，语文、数学、英语总分250分以上就可以进入县城的一所私立初中，并且免除学费，王龙考了251分，英语70多分。

在县城上学期间，他感觉到了更大的不适应，压力大、课程跟不上，仅仅一个学期，他就回到镇上读初中。他觉得自己像极了逃兵。

王龙初中的学校，他毕业后新修的操场，孩子们在操场锻炼，远处的秦岭若隐若现。

在厚镇中学，他更加憧憬县城最好的高中，他知道自己必须考到全年级前五名才有希望考入。“我一直跟着老师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别的同学是抄作业，而我是写作业，我上课也从来不睡觉，晚自习都是在认真做习题”，王龙回忆自己的初中生活。

走出小山村，初中是最难熬过的坎。大多数孩子会在初中辍学打工，几年后再结婚或是嫁人，能进入县城重点高中的寥寥无几，考上好大学很多孩子从来没想过。

过年回家，王龙经常听一些大孩子聊城市里的生活，他们辍学打工后可以随便到处玩，花钱也比较自由。

王辰（化名）是王龙少年时最好的朋友，也是村里六年级之前唯一学过英语的学生，因为他小时候跟打工的父母在城里读过一年幼儿园。初三开学一周后，王辰选择辍学外出打工，他一直羡慕同村其他孩子那种说走就走的自由生活。

王龙的同学王辰（化名）骑着电动车送货。

他在饭店干过一天服务员，太累、不自由，又随母亲在食品厂工作过一年半，现在在西安海鲜市场骑电动车为店家送货，每月工资3800元。

“这个工作我觉得挺好的，基本没人管，很自由”，王辰说。

但王龙一直在憧憬大学生活和未来的人生。

2017年7月，王龙查询到的中考成绩为470分，那一刻他有些失落，但他很快接受了，尽管不可能进入县城最好的重点高中，但可以选另外一所。后来他才知道他们这届考上县城重点高中的只有30多人。

“每一年咱这初中考上重点高中的能有20到30个人，其中一大部分是政策对于农村娃的照顾，否则在农村的根本考不上”，王龙初中时的化学老师刘飞（化名）坦言。

“优秀生源普遍流失、留守儿童问题严重、读书无用观念盛行、政策流于形式导致老师每天有填不完的表格、家长和孩子的不重视……”刘飞总结。20年来，他看着镇上初中的学生人数从350多人下降到不足100人，大多数学生跟着打工的父母去市区或县城初中上学。

王龙小学班里一共8个孩子，只有他和另外一个男生考上高中。王辰骑电动车送货，一个男生去合肥学开挖掘机。4个女生一个在初中毕业后学了幼儿教育，一个在商场卖衣服，另外两个在超市做导购。

“我觉得对于我们农村学生真的太难了，每一步都很难”，王龙说。

3月30号，停课近两个月后，蓝田县城关中学复课，所有人口罩都戴得严严实实。宿舍楼道和班级贴着疫情防控错时作息时间表，早上6点起床第一件事是自查健康状况、测量体温，6点半又要进行晨检，各班统一测量体温，6点50分早读时也要戴口罩；下午2点20上课前午检，再次测体温，晚上10点还有晚检，还是测体温。他所在50人的班级被分为A班和B班，每班20多人，老师两个班各讲20分钟，之后就上自习。这种分班上课持续了整整两周。

学校模拟高考设置的备用隔离考场，高考当天一旦有发热会安排在隔离教室单独考试。

后来，大家的口罩开始戴到鼻子下面，每天测温的次数也开始减少，所有的人似乎又回到了备战高考的状态，王龙又重新过起宿舍、教室和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

周末，他会离开学校到在西安打工的父母处团聚。

在王龙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在外打工。如今，父亲王新岐走路一边高一边低，2018年末他在建筑工地被倒塌下来的墙砸伤，现在腿里面还有一块30多厘米长的钢板和4根钢钉。他现在干着电厂社区的门岗工作，每天工作12小时，月工资2390元，吃住自费。而王龙的母亲在城里一家职工餐厅做清洁，每月工资2000元。他们夫妻在西安每月的花费大概600元左右，每个月却给儿子800元，

“说心里话，他高三了，作为咱来说心里有压力，但还是不能逼他，一直是顺其自然，你能学到啥样是啥样，不能过于打击他”，王新岐说的最多的话是顺其自然。没开学时，他每天都给王龙打电话，但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学习他只能想到一句话：“快高考了，你作业做完了吗？要好好学。”疫情期间，他们和儿子4个多月都没有见过面。

高三五班教室侧面挂着的宣传横幅，教室桌椅按照高考要求摆放得整整齐齐。

学校教学楼走廊里的宣传横幅。

开学后，儿子的电话白天打不通，晚上不敢打，只能等周末王龙来西安再重复说：“作业做完了吗？快高考了，要好好学。”

2010年，王龙突然患上过敏性紫癜肾炎，“关节疼痛、身体浮肿、厌食无力、腿上长满红色斑点……”，他身体很难受。

六年级，他的病再次复发，而且比上一次更加严重，反反复复。那半年，他住了15次院，最长一次输液从早上9点输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躺在病床上，他有了考上大学学医的想法。

王新岐当时又愁又害怕，白天晚上睡不着觉。儿子两次大病近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而医生那句“以后不能让孩子出力干重活，这病随时可能复发”更是一直刻在他心里。

7月2号，高三放假，毕业生们在校园里摆摊卖书，高一高二的学生来买。王龙在旧书摊前站了很久，从学弟、学妹身上，他想起自己高一、高二时的样子。

高三离校当天旧书回收现场，书纸0.4元每斤，高一高二学生在翻找和购买自己有用的旧书。

光阴的大转盘旋转着，有人被转了出去，又有人立马被转进去。王龙拍完毕业照后又去教室走了一圈，日期牌依然停留在“今天距离高考仅有9天”上。

他在剪过的饮料瓶里种下的冬青叶已经变得暗黄，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写着硕大的几个字“我们毕业了”，王龙的名字签在了中间。楼梯间的横幅上“惜时如金 斗志昂扬 滴水穿石 超越梦想”的大字依然醒目。

教学楼的环形走廊里，学生们丢下的书洒落一地，王龙挑选了一本作文素材拿在手上，他在另一个教室的黑板前看了很久，那个黑板上写着：“尚未佩要剑，转眼便江湖。愿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王龙所在班级男生的毕业合照。倒数二排右一为王龙。

小时候，王龙放学后常常去山上苦生根卖钱。有一天他下午3点就出去了，晚上10点多还没有回家。

“龙龙、龙龙……”山谷的风将树叶吹的唰唰作响。父母一会在前山喊、一会又爬上后山喊。晚上11点，山谷更加漆黑，王新岐隐约看到一个身影从山坡高处下来，王龙回来了。他背着大半麻袋的苦生根，手里提着家里挖药的铁镢头。他这次挖的苦生根卖了近10块钱，他拿着钱开心极了，父母却很生气，但他们什么也没说。

“高考那天你也请个假，去陪娃”，王龙的母亲对丈夫王新岐说。他们干了一辈子的出力活，干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