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某大城市开始推进该市健康码的常态化，提出“一码知健”的设计思路，即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相关数据，在相关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个人健康指数排行榜。相信这个想法有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的善意，它对社会管理确实能提供更多便捷。但老胡同时认为，这一工作应充分考虑对公民个人隐私的保护，要防止健康码的常态化冲击个人隐私，坚决避免形成侵权。

健康码是应对新冠危机的紧急举措，公民的一些个人信息被记录其中，但由于它针对了抗疫的急迫需求，并且使用范围非常有限，因而总体上得到了公众的配合与支持。在疫情严重和健康码被突出使用的那段时间，几乎没有听到过有关健康码的争议。

健康码常态化一定是要针对公共卫生危机，也就是新冠疫情的。由于抗疫正在常态化，有健康码常态化的客观需求。然而健康码的使用范围不应扩大，不应随意增加个人信息，相关数据要严禁企业以商业目的获取。

更重要的是，除了防控疫情，健康码不应被用于对个人进行“综合评价”，不得被用来甄别一个人在与传染病无关的方面是否健康，以此来对不同的人进行“分类”或者“评比”，因为那样做有导致歧视的巨大风险。

保护个人信息，包括保护个人隐私，这是中国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通常情况下，国家对个人信息的采集和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和监管流程，为抗疫而采集个人信息也仅限于很狭窄的领域。法律、而且是宪法不会支持健康码泛化，也就是说，要防止把抗疫的常态化变成采集使用个人信息常态化，将之用于一般性的社会治理，否则如果哪个地方那样做，可能面临非常深刻的法律和伦理争议。

从老百姓的角度说，除了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情况，其他健康等信息都属于高度的隐私范畴。一个人是否心脏不好，血糖不正常，患癌症的风险高，或者染上了某种难以启齿的疾病，以及他的个人行踪，是完全有权利不对外公开的。一般的机构没有权力了解个人的健康情况，更不能把这些信息作为公共资源来随意使用。当然，如果有人、比如身体不好的老年人自愿接受健康码的追踪，属于例外情况。

因此，健康码常态化应该是完全针对抗击新冠疫情的，而不应扩大为城市综合治理的一种长期手段。希望有关某城市健康码常态化的报道里存在不准确的解读，它并非该城市的本意。老胡也诚恳希望，尊重个人隐私会是各地政府的治理自觉。有关新冠疫情的事情，需要绝对透明，其他的，还是要给公众留下足够的私域空间，公权力切莫轻易打搅。这恰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