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刘元春：地方可据实际调整经济增速目标，不应“齐步走”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报告强调，财政政策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之举是，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值得关注的是，报告提出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刘元春教授在接受南都专访时表示，不设增速目标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以“六保”为主要工作着力点本质上要求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太低。若要完成就业与失业率的指标任务，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低于4%。而地方是否调整增长目标，应该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判断，不应“一刀切”“齐步走”。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刘元春。受访者供图

刘元春介绍，新增2万亿元财政资金直达地方，这样安排是40年以来首次出现，核心目标是保基层运转，资金穿透性将更强，效率、执行力也能够得到提升。

完成就业等任务要求经济增速不低于4%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刘元春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不设GDP的增长目标是前期大讨论的结果，是社会的共识，其核心原因在于整个疫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

他认为，简单设定GDP增速目标很难保证我国贯彻底线思维，在举国体制下也很容易演化成新一轮的GDP锦标赛以及“唯GDP论”等问题，不利于应对疫情冲击和世界经济下滑所带来的风险。

“GDP很难涵盖一些结构性指标，很难对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风险有全面针对性覆盖。”刘元春称，以“六保”作为工作着力点将更为精准，更有利于打赢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

刘元春还强调，不提GDP增速目标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也不等于不能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要完成‘六保’任务，本质上要求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太低。”

经刘元春和团队研究测算，要达到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的指标任务，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低于4%。

地方GDP增速目标应据实际情况判断

据统计，今年1月18日前，全国除四川、云南两省外，其余29省份均在省级两会上公布了各地的2020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西藏、贵州等21省份2020年GDP目标较去年有所下调，天津目标则逆势上调至5%（去年为4.5%）。

疫情发生后，四川、云南则在5月份召开的省级两会上公布GDP增长目标：未设具体数值，仅表示今年地方经济增速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地方政府是否应调整本地经济增长目标？刘元春表示，当前我国各地差异性较大，地方一定要根据本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主要风险来进行判断，而不能“一刀切”“齐步走。”

他称，我国目前已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各地差异性较大。政府工作报告并没有要求地方一定要完全跟随中央来进行相应的年度规划，地方是否设定增长目标，应该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

他举例，像武汉、湖北一些受疫情冲击比较严峻地方，目标可能就不在于GDP增速，而在于经济社会的全面恢复。像广东等一些大省，还要面临整个全球经济萧条的冲击，不确定性很强。同时，一些内陆省份的整体经济发展阶段正处于快速上扬的成长期，设定一些目标也是很好的。

积极有为财政政策核心目标是保基层运转

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刘元春认为，今年的财政政策不同于以往。“疫情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在这样的非常时刻要采取一些非常政策，这些政策实际表明，我国今年要顺利完成‘六稳’、‘六保’的压力仍然是非常大的，而非轻轻松松的。”

“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李克强在作报告时强调。报告提到，新增的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对此刘元春认为，政策指向的核心目标就是保基层运转，将大大提高积极财政政策发挥的效果。

“要真正实现‘六保’，一个核心传导机制就是地方政府要真正发挥民生疏导与经济重建的枢纽性工作。”他表示，2万亿直达地方，将避免传统条条块块以及各种部门和地方政府中间出现的节流传递效率下降问题。资金穿透性将更强，效率、执行力也能够得到提升。

他还提到，这样安排是近40年中首次出现。这也反映出我国对传统财政机制的创新，以此来克服当前体制中的一些堵点。

他表示，传统的财政方法对当前所面临的市场主体救助、民生救助问题是很难进行深入浸透和全面覆盖，因此要有机制体制的创新。比如对小微企业的救助，对大量非规范就业、弹性就业的救助，传统的银行贷款体系、税收减免体系就很难触及这些阶层。如通过基层政府、基层社区和相应组织管理体系来创新一些救助工具，效率可能会得到很好提升。

中央本级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体现政府有为

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

对此刘元春认为，今年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除了体现在资金规模的提升，也体现在节省非必要性指出，进行结构性调整，从而真正加力提效。

“目前‘六保’的核心问题大量反映在地方、民生和一些边际人群、边际经济主体上。”刘元春表示，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对必要性支出、重点性支出和非必要性财政支出的结构性调整，恰恰体现了政府有为的目标。

他介绍，我国在财政支出中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导致效率递减。近年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一系列改革文件中，财税体系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要提升财政效率，必须在支出结构上做出一些重大调整。

刘元春认为，这一方面将有助于解决我国财政结构上的一些问题，从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能够缓解当前财政收支所面临的巨大压力。

南都记者林方舟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