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为什么很多人还是紧紧盯着“哨子”的问题呢？

昨天夜里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刚刚穿过了疾风骤雨的十几亿中国人，眼看着世界又处在了惊涛骇浪中。

中国人此时的感受是复杂的，但由安全感支持的乐观在其中比较突出，信心是增加的。现在公众情绪的整体面貌完全不是1月底、2月初时候的样子了，对此无论是政府还是热衷谈论这个话题的知识分子们，都应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

为什么很多人还是紧紧盯着“哨子”的问题呢？首先大家认为这场灾难应当避免，或者不至于搞得这么严重。同时，这方面的认识也在微妙变化。原因是欧美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如果说当初中国没有听见“哨子”的话，欧美就是连“敲锣打鼓”也充耳不闻了。回头看，各个国家纷纷中招，这当中一定有某种共性，不光是“哨子”的问题。

“哨子”之痛之所以在中国人这里就是挥之不去，是因为它的背后有着人们的两大疑问，一是对“舆论管控过严”的长期抱怨，二是对一些地方警察执法有些随意，可能损害个人权利的担忧，包括憎恶官僚主义。李文亮被舆论树为“吹哨人”，现在又多了一个“发哨人”，说实话是有点牵强的，但不管这些标签是如何形成的，那么多人追捧这些标签，真正的推力就是上面说的抱怨和担心。

言论问题是当下社会治理的一个关键争议，也是个长期问题。它的本质是如何把宪法第一条与宪法第三十五条统一起来。由于有西方体制这个外部重力场的干扰，增加了中国社会围绕言论问题达成高度共识的难度。这一争议可以说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是外国一些势力向中国寻衅的焦点之一。因此把这个问题处理好，或许可以看成中国未来社会建设的一个主战线。

中国无疑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他们的“新闻自由”是与他们多党制的政治体制相协调的。一些人要求中国的舆论完全按照西方那样安排，这决无可能，那意味着中国这个宪法的规定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多党制化”，或者“多政治中心化”。一些公知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是极端的，完全不切合中国实际。

另一方面，不能够走向另一个反面。不能把维护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保持舆论的监督功能和传达意见功能，以及信息传播功能等对立起来，不能漠视舆论多元化和即时活跃的天然属性，追求舆论可控性的最大化。那会让我们的社会失去弹性，变得过度刚性，于国家的现代治理不仅不利，反而有害。

其实据老胡观察，中国绝大部分官员对此都是清楚的，从道理上说，他们也都反对“只有一种声音”。对于讲真话、不掩盖问题，他们都普遍抱有道义上的支持。问题出在很多地方和部门在事情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本位主义立刻冲到了前头，这个时候他们为了工作方便，或者为了某个官员个人的利益，就会用权力压舆论，要求宣传部门和媒体“配合”他们的工作，并且偷换概念，把舆论支持党对国家的领导异化成对他们具体地方和部门工作的无缝支持，甚至帮他们掩盖问题，避祸消灾。其实这个时候他们是与党的执政理念和宗旨相背离的。

为什么删帖这么多？就像一支球队，锋线和中场出了问题，最后全指着守门员了。宣传部门和网信部门就是那个守门员。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遇事不敢面对，或者治理本来就需要有的舆论成本不愿意付出，对批评声音承受力太低，上来就找宣传部门帮忙“管控舆论”，删帖被当成了社会治理的万能神器。这是要不得的。

老胡坚持认为，共产党做得挺棒的，把14亿人口、比西方加起来还要大得多的社会一下子发展了起来，重塑了民生的面貌，我们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本讲真话、说实话的国家。这次抗疫也是，开始没做好，其实全社会都在反思，官方尤其在反思，这种反思绝对是中国积极上进的正能量。而且疫情的后续发展同样证明了，与世界的其他体制相比，各方没有防住疫情暴发的短处差不多，但我们在抗疫中表现的长处却是其他体制不具备的。到了今天，中国的抗疫斗争与其他体制比起来，长处显然大于短处。我们完全可以说实话和真话，把假话都留给特朗普去说。他一直在宣扬疫情的风险很低，无需紧张，可以继续相互握手，甚至拥抱贴脸。他就怕人们紧张冲了美国股市，影响他的竞选连任。直到不久前，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还在大搞人群聚集的竞选造势活动。

老胡是老共产党员，也是媒体老兵。我爱这个国家，希望它永远在党的领导下强劲发展，长期保持社会团结。我深知舆论场有它的天性和规律，它们受到全球化趋势和技术进步的支持。尊重舆论场的天性和规律，与它们和谐相处，顺势为之，让我们言论空间有序而广阔，让社会有活力，这样最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诚望一些部门和官员真正以党和国家的事业大局为重，跳出日常工作的具体利益，支持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也支持我们的舆论体系给各种情绪的有序释放以必要的出口和空间。

最后我要对各路“公知们”说，千万不要去挑战社会的基本准则，不要稍有舆论空间，就琢磨着怎么样把国家朝着西方的体系忽悠。那样只会破坏舆论的多元和开放格局，使不得啊。

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我觉得“发哨子的人”这样的文章多出来几篇，完全不会“敏感”。更何必要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