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真的会被围堵吗？

【导读】近年来，随着美国接连挑起事端，中国面临的外部局势陡然紧张。事实上，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就开始将中国视作是继苏联之后的下一个竞争对手。在西方不少人看来，西方世界与东方中国在文明内质、意识形态、发展利益等层面上，都有着“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等言论一时间笼罩西方舆论场。郑永年先生认为，用旧的思维范式去理解新时代的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抱残守缺的僵化行为。在后冷战时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仍有许多共同利益，双方完全可以求大同，存小异，继续深入合作。因此，西方世界不应寻求遏制中国，而是应以平等包容的心态接纳中国，这样双方才都能够在互利共赢中同获发展的实惠，共享和平的红利。本文节选自《郑永年论中国：中国民族主义新解》，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堵华不明智，遏华不现实

中国真的会被围堵吗？在中国的现实主义分子看来，“围堵中国”理论的出现是冷战结束的自然结果，不可能真的实现。冷战后，美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化。随着苏联的瓦解，中美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中国也因此不再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迅速崛起很自然地让不少美国人对其是否会挑战美国的全球利益产生质疑。但围堵理论的制造者高估了中美利益的冲突面，低估了合作面。只要两国在全球和区域拥有共同利益，美国就不会真的对华实施围堵政策，同样，中国也不会发动民族主义运动来反对美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炮制的围堵战略，受到多项因素的制约。中西间的冷战并不现实。中国不同于前苏联，既不想孤立自己，也无意于建立集团或联盟。开放政策是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中国和西方都想参与对方的发展，双方也已在中国20年的开放政策下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只要中国的发展依然保持活力，能让西方从中获益，西方就不会孤立和围堵中国。

退一步讲，就算美国真的对中国实行围堵政策，也很难成功。世界局势在冷战后向多极化发展，并不是唯美国独尊。美国与其它世界大国的关系不应被美化，他们之间的潜在冲突不容忽视。在欧洲，统一后的德国依然可能成为第一流的国家。在亚洲，日本倾向于将东盟放到战略考虑的重要位置，并力图成为区域的政治领袖。日本的所作所为不仅值得中国警惕，也将对美国的亚洲利益构成挑战。此外，区域认同的加强也促进了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军事和政治联盟的形成。这些都表明，尽管美国依然是头号强国，它的霸主地位并非不可动摇。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也不可能采取过于强硬的对华战略。美国一方面不愿看到中国变成对其国家利益形成挑战的另一个苏联，另一方面也极力遏制俄国再次发展壮大。正因此，美国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扩，并插手台海危机。但美国也深知，它对中俄两方的遏制行动都不能太过火，否则，中、俄很有可能形成联盟共同对抗美国，这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造成致命打击。

亚太问题也是美对华遏制战略所受到的制约之一。亚太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谁掌握了亚太，谁才能够在世界上占据最有利的地位。美国在亚太的利益系于两点：一、这一新兴地区的领导权不能失于他人之手；二、这一地区业已形成的繁荣稳定的局面必须保持，其巨大的发展机会不容丢失。

就第一点即亚太的主导权而言，美国面临的是两个对手。它既要挟日抑中，也要借中抑日。今天的日美安保关系与冷战时期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的用意之一，是借此继续拴住日本，把日本置于从属的位置；而日本的用意也有转移美国对它的注意力，麻痹美国的对日警觉，借中美对抗达到同时牵制两个对手，进而坐大自己的目的。这就使美国在推行对华遏制政策时不得不留一手，防止日本从中利用。

就美国利益的第二点，即保持亚太的繁荣稳定，不丢失巨大的发展机会而言，美国若采取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政策，恰恰对它是不利的。中国目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具份量最有前景的国家之一，丢失了中国，将给美国在亚太的经济利益带来严重损失，并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可乘之机。

美中之间可观的共同战略利益的存在对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构成了最重要的制约，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经济上互有需要。冷战后，一国的经济利益上升为该国最重要的战略利益，使经济因素在当代国际关系和一国对外政策中的分量加重。经济利益、经济安全大大提高了美中关系在各自战略棋盘上的分量。二、在维持国际力量均衡方面，美国需要借助中国来平衡其他的大国力量。三、在保持亚太的稳定和推进区域合作方面，中国是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四、在解决与西方和美国利益相关的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上，需要得到中国的积极配合，例如国际禁毒、抵制伊斯兰激进势力的蔓延和威胁、防止核扩散、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协调等等。

民族的感情，理性的策略

但美国的遏制战略并不是中国崛起的唯一外来障碍。除了美国因素外，中国的崛起环境有其他的复杂层面。阎学通认为崛起环境可从三个方面来看：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的风险、世界主要国家接受该国崛起的程度、海外经济利益的扩张速度。

中国必须在崛起道路上规避战争和军事冲突，因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将耗费大量原本可以用于国内建设的资源。世界主要国家的对华政策，也决定着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不少国家已经对中国的雄心保持警觉，如果中国不能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消除它们的顾虑，其崛起必然受到阻碍。当然，这些国家是否将遏制中国，最终还是取决于利益考虑。这也牵涉到崛起环境的第三方面，即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扩张。中国在出口、技术引进和海外投资等方面的经济活动，不仅应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应使其他参与国获得经济利益。中国海外经济环境的改善，有赖于这种共赢的局面。

鉴于上述这些考虑，中国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必须压制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这有多重战略意义：

一是防止美国与我国周边国家共同遏制中国。冷战后，中国的崛起已经在西方国家和周边地区引起了一些误解，认为中国强大之后会称霸世界，所以“中国威胁论”的市场不断扩大。这种认识虽然是错误的，但中国应充分正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将长期存在这一现实，采取参与的战略，进入到这个体系中去，而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情绪而游离于这个体系之外。游离国际体系之外的孤立主义政策，容易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遏制对象，而进入到这个体系之内，中国则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发展较多的共同战略利益。

二是有利于中国积极主动地参加亚太地区各种多边政治和安全机构的活动。如此，即使中国的观点立场不能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原则，至少可以减少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规则出台。三是使中国外交变得更加积极和具有建设性。参与不是卧薪尝胆，不是准备将来有一天对在历史上有负于我国的国家进行报复，而是通过向世界提出更多的有建设性意义的思想，增强中国的影响力，更多地承担起领导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的责任。

中国的现实主义派还提出，不应去主动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国只能成为区域性大国，不可能成为世界性领导者。要成为世界性大国，不仅取决于经济、军事等因素，还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目前世界上的主流价值观是西方的价值观。东方文明能否取代西方文明，世界潮流是否将由西方转向东方，这种趋势也决定着中国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国家。此外，也有学者指出，“搭便车”对中国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定位必须是大国，否则没有出路。中国，做挑战者没有资格，也不可能；做纯粹的追随者，也不可取。中国只能在不同的领域选择不同的战略。

尽管新民族主义者中的大多数反对现有的国际体系，他们中也有部分人认为应将精力放在国内改革上，这样才能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这种内部改革包括如下几点：

首先，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必要条件。世界通行的经济准则即使与中国的利益有所抵触，也应被尊重和遵循。

第二，中国应废弃传统的重商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主权、社会秩序和市场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应过多涉入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活动。中国一方面从自由的国际市场获利，另一方面却又嚷嚷着要重塑国际经济秩序，这并不可取。中国应致力于推进自由的国际市场，唯有如此，中国崛起才能对世界体系做出贡献。

第三，对于国家主权的观念应做些改变。无疑，捍卫国家主权是国家的责任。但荣敬本也指出：“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同样必须尊重历史形成的国家主权，如果去算历史的老账，必然引起国际民族纠纷。”任何冲突都会对中国国内的发展和稳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在争夺主权时，也应考量国家经济由此将受到的影响。

煽动人心的民族主义确实常常妨碍决策者的理性思考。不少国外观察家担心，中国外交决策将在新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脱离理性的轨道。但实际上，民族主义与理性选择并非不可并存。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富强。因此，民族主义“热情”屈从于国家“利益”，前者并不妨碍中国的决策者为国家作出理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