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球少年贝聿铭：知道怎么建造，就知道怎么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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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里尔克《秋日》（冯至译）

越是国际大师级的著名人物，越有过鲜为人知的叛逆和浪荡。

越是彪柄史册、流芳百世的巨匠光环，越伴随着不可避免的争议和阴影。

越是为尊者讳的应景歌颂，越容易忽略隐蔽的细节和真正的思考。

102岁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Ieoh Ming Pei，1917年4月26日-2019年5月16日），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走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一百年，已经把自己以及其上百座建筑作品活成了历史的丰碑，城市的景致，凝固的艺术，光影的哲学，文化的符号。

他的同龄人包括辜振甫、王永庆、侯宝林、吴祖光、海因里希·伯尔、约翰·F·肯尼迪（贝聿铭的成名作之一是1964年受肯尼迪夫人邀请，承接肯尼迪图书馆项目）；

他比科学家香农、音乐家梅纽因、法国总统密特朗（贝聿铭最经典作品之一是1984年在密特朗的支持下建设新卢浮宫）小一岁；

他比费曼、曼德拉、黄仁宇、南怀瑾、陈从周（贝聿铭重返中国之作北京香山饭店、香港中银大楼，中国古建筑、园林学家陈从周都是顾问，他85岁叶落归根之作苏州博物馆最大的遗憾就是挚友已于2000年仙逝）大一岁。

——BTW，90多岁高龄还活着的名人：何鸿燊（1921），杨振宁、皮尔·卡丹（1922），基辛格（1923），江（1926），李嘉诚（1928）……

出身名门望族，但贝聿铭没遵从父辈的意愿去英国留学读金融，而是1935年去美国攻读建筑系。贝家人才辈出：清朝中期的贝慕庭为吴中巨富，与戈、毛、毕家合称当时“苏州四富”；颜料大王贝润生是贝聿铭的叔祖；其祖父贝理泰是清末著名金融家，父亲贝祖诒是中国银行行长。

在苏州狮子林度过童年，1927年贝聿铭被父母送到上海青年会中学读书。他后来在《贝聿铭谈贝聿铭》中回忆道，“当时的上海是很国际化的，因而也更开明和包容……上海的许多新思想使我受益不少，我接触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但上海是个既精彩又腐败的世界，我从上海学到的有好有坏。好的是我从上海约略地看到了我在苏州未曾见过的未来或是未来的开始。”

他经常去国际饭店附近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或去撞球房打撞球。“上海新盖的楼房对我显然影响不小，那时上海已是越盖越高了，这是很特别的。苏州的房子大多是一、二层或是三层，而上海却在盖十、二十和三十层高的大楼。我就由此喜欢上了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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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听来可能有些奇怪，但这可是当时中国年轻人流行的娱乐活动，我还成了不错的撞球手。在我看电影和打撞球时，国际饭店也越建越高，这使我依稀看到了未来……

撞球是一种几何游戏，我爱玩，也玩得不错。它其实是一种向量，一种几何的向量，玩撞球可以了解几何，这一点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同时，撞球也是一种策略游戏。撞球中确实存在一些作为建筑师所需具备的要素。

我后来才意识到在苏州的经验让我学到了什么。 整个园林都是供我们玩耍的好地方。假山中的山洞、石桥、池塘和瀑布都会勾起我们无限幻想。   现在想来，应该说那些经验对我的设计是有相当影响，它使我意识到人与自然共存，而不只是自然而已。创意是人类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结晶，这是我从苏州园林中学到的。  圆形是个美丽的形状，在中国园林中这常用来取景，我在日本美秀博物馆的入口处采用了这种处理手法。但这不是我学到的唯一一样，还有许多其他的，最重要的是我学到了家庭的真正含义——内聚力和历史。  这影响了我对生活和待人接物的看法。去了苏州，那个古老的世界使我更敏于感受。儿时记忆中的苏州，人们以诚相待，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日常生活之首，我觉得这才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我在那儿逐渐感受到并珍惜生活与建筑之间的关系。  人类为自然添色，而自然也促发人类的创意，我的作品强烈体现了这一精神。我的建筑外形是精心挑选的，并与功能需求相呼应。建筑设计本身必须与不同的业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府和不同的经济相呼应，从建筑最初设计开始，经过施工到最后竣工需要许多年的时间。这漫长的过程常使我想起石匠造石。

在建筑师Louis Kahn的儿子Nathaniel拍摄的纪录片《我的建筑师——寻父之旅》诸多访谈中，贝聿铭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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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成功率很高？

是的。但可能是因为我更加耐心，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假设我说，某个业主不喜欢我的设计，我不会在意。我会换个日子再来，我觉得Louis就不会这样做。他也许就会一直强势反驳，他如果因此找到业主，那就是因为真的有共鸣，那就会是永远的业主。我想这不是我能做到的。否则，我就会……比他失去的业主更多。

我想你的建筑更多样，在成功率方面你厉害多了。

多，不代表着成功。

不是吗？

有三四件代表作，要比五六十栋建筑强多了。要的是质量，不是数量。

近70年的建筑生涯，游走于东西方，无数的丰功伟绩和毁誉参半，贝聿铭唯有二战时服役的经历不愿提及：

1939年，贝聿铭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正值二战爆发，他在普林斯顿的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工作了两年半，退役后到哈佛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葛罗培斯、马歇·布劳耶、包豪斯创办人格罗皮乌斯等名师，才进入了丰富奇妙的建筑世界。

一个尚未崭露头角的年轻建筑师在战时能做什么？

他们告诉我：“如果你知道怎么建造，就应该知道怎么销毁。” 我的第一个专案便是轰炸德国，他们要求我研究桥梁结构，并研究炸毁的方法。但在我想出轰炸德国的办法之前，与德国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于是，他们要求我研究轰炸日本的办法，那可是个不同的课题，那时日本的建筑大多为纸木结构，在德国使用的高强度炸药用在这里效果不会很好，因此我的任务是设计燃烧弹…… 这是我一生中很悲伤的一章，我不想谈它。

批评贝聿铭的人认为他没有著书立论，缺乏理论体系，有些作品也流于平庸，大量重复自己的设计……

贝聿铭的名言是“让光线来做设计”，其作品以公共建筑、文化建筑为主，善用钢材、混凝土、玻璃与石材。他坚信建筑不是流行风尚，不能时刻变化哗众取宠，建筑是千秋大业，要对社会历史负责。

他获1983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评语为：“贝聿铭给予了我们本世纪最优美的室内空间和建筑形体，他作品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他始终关注建筑周边的环境。他拒绝将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建筑难题之中。他设计的作品既有文化建筑，也有低收入住宅。他对于材料的娴熟运用达到了诗一般的境界。通过他的敏锐和耐心，他将不同兴趣和领域的人们吸引在一起去创造出和谐的环境。”

贝聿铭在2012年出版的全集自序里说：“我最感兴趣的，一直是公共项目，而我认为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卢浮宫关乎建筑，但更是对一个文明的表达。我总能从博物馆的建造中学到很多，如果不学，我就无设计。从我在哈佛大学时期师从格罗皮乌斯的第一个项目，到我最近的作品，博物馆一直都是我的主题，不断地提醒着我，艺术、历史和建筑确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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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中我极力追求光线、透明、形状，反对借助过度的装饰或历史的陈词滥调，去创造出独特设计。 ”

“我在文化缝隙中活得自在自得，在学习西方新观念的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

“如果你对人类情感的历史——那也正是建筑史的本质——进行思考，你会注意到，最为硕果累累的想象力的发展总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的思想或情感方式碰到一起时发生。这些思想或情感方式也许扎根于彼此非常对立的文化土壤中，但如果它们真的能碰到一起……那么，一种出人意料的含义丰富的关系就会出现。这些年中我在设计建筑方面取得的进步不再那么新颖、有用、令人振奋。这好比是播种和收割，季节和情绪的循环，光和洞察力的运动，你种下的东西什么时候可以收获，你永远不会搞得很清楚，收获也许是一次性的，也许是重复进行的。你也许会忘记你种下了某种东西——一种经历、一种观念、与某人的关系或一种哲学、一项传统。然后，突然间它就开花了，而且是由截然不同的环境促成的。这样的开花现象能穿破墙壁，甚至突破整个时代。”

贝聿铭从不为自己的设计辩说，从不执笔阐释作品的理念，他认为建筑物本身就是最佳的宣言。世界上并不存在“贝氏流派”。

Q：贝先生，您是否羡慕那些创造了建筑流派的建筑师？ A：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一直沉浸在如何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之中。多年工作和生活后，我已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这一自我探索的过程是非常私人的。我的设计手法与他人并无区别，那便是创造最有趣、最合适的形体和空间，在我看来，建筑设计者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分析过程才是重点。我不属于任何流派，也没有投入任何建筑运动，吸引并群聚追随者特别是青年建筑师好让自己成为有品牌建筑师，那不是我的方向。 Q：您对建筑设计的态度并不在于建立个人风格，您也不认为自己有个人建筑风格，因为您的出发点是针对问题去解决问题…… A：对我来说，每个问题都是不同的挑战。建筑设计中变化多端的各种可能性是最有意思的，这是长期分析观察的结果，很难传授。我猜想我一定也有我个人的设计风格，就好比我的笔迹，但这并不是刻意形成的。 Q：可能“风格”一辞并不适用于您的建筑，但如果仔细观察，很快就会发现您作品中存在着风格。您的建筑特色不是那种刻意形成的特色，许多建筑师沉迷于设计有自己“特色”的建筑，因为那常常是他们被雇用的主要原因。 A：的确如此，但我认为设计特色本身也是一种约束。我并不羡慕那些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建筑师，他们有时由于未能显现原有的设计特色而使业主感到失望。我一点儿都不羡慕他们，我感到没有固定的风格给了我更大的设计自由。 Q：没有风格，没有特色……这个我不敢说。您的建筑是有些共同点的，例如纽约基普斯湾公寓的照片就使我联想到了您设计的麻省理工学院地球科学大厦，另外，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与新建成的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大厦也有相同点。 Q：但如果我说这并不足以创立某一流派，您应该也会同意。您刚才的问题我也经常自问，这也正是没有贝式流派的原因。对我来说，主要的区别在于一心追求风格的设计手法和因时、因地、因事而设计的分析型手法之间，后者的时、地、事三个重要因素都是可变因素。就拿位于博尔德(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与纽约基普斯湾公寓住宅相比，二者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怎么能采用同一建筑式样呢？ 我的分析手法要求我对三个基本要素——时间、地点和目标全方位了解，并找到其中的平衡。设计思维应贯穿整个设计过程，使之成为建筑作品的决定性力量。 我坚信风格型的设计手法不属于我，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分析和设计方法。我想这些将赋予我的作品独特的个性，我希望能如此。

作为东方和西方、艺术和商业、阴与阳、新与旧、西方文明与东方诗意等多重矛盾的统一体，贝聿铭对建筑与历史、与哲学、与音乐、与光线、与虚实、与时空等的关系做了深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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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和音乐都是由思维而来，都需要结构来构成形体，这也是构思的具体显现。另外还有时间的因素，时间是空间构成的顺序。音乐和建筑同时涉及了形体、结构、颜色和空间。

光很重要，我应该是在与布劳耶共处的那些日子里，开始感受到了光的重要性。光一直在我的作品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很喜欢早期的立体派雕塑，没有了光，就无法欣赏它们，建筑也一样。对我来说，光对建筑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了光的变幻，形态便失去了生气，空间便显得无力。光是我在设计建筑时最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这些都是我慢慢才领悟到的。我在建筑中利用光，其实是利用了大自然的力量；如果我以几何体来强化建筑，譬如像香港中国银行那样的高楼，那也是体现了我对大自然力量的认同感。这看来理所当然，而且是最基本，但事实上却需要经过时间锻炼，设计者才能敏于自然对建筑的作用。

建筑的特性在于其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建筑是有连续性的，随生活而变化，但生活的变化不是骤然的。当然，有时生活中的骤变是不可避免，甚至必须的。

结构是建筑中永存的因素。我认为形体和空间的灵活运用应是建筑师的着力点。谈到形体和空间的运用，就必须考虑光和人的移动。借着这两者，建筑的形体和空间才能获得生命。

建筑师的生涯很苦，搞建筑就必须非常喜爱这一行，而且成功往往来得很迟，建筑可以说是一个老人的行当，因为必须工作许多年才会得到大家认可，做自己想做的事。

建筑的目的是提升生活，而不仅仅是空间中被欣赏的物体而已，如果将建筑简化到如此就太肤浅了。建筑必须融入人类活动，并提升这种活动的品质，这是我对建筑的看法。我期望人们能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我的作品。

新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工具，但我们如何利用这些工具更为重要。正如其他所有的文化工具，建筑也有其历史根基，正如法国有句名言：“百变不离其一”。每一建筑设计内在的时间、地点和目的的变化势必不断地挑战建筑师创新、发展，我们已进入了日新月异的时代，我对建筑界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与西方人相较下，我的一生缺乏了宗教精神的影响，我常想，如果有宗教影响的话，我会成为怎样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我确实是缺少了某种能力。想想那些为赞美上帝而创造的许多美好的东西，想想那些艺术、音乐和建筑的巨作。这种设计灵感是我无从体会的，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错过了多少。至于我的一生、我的道德行为，不管我是基督教徒还是佛教徒，我想我的做人准则不会改变。

从贝聿铭谈论路易康的视频里，提取了对建筑师的三点忠告

1，对人坦诚

关于理查兹医学中心灵感的来源，坦诚路易康对自己的启发毫不隐藏。

2，找有共鸣的业主

3，质量比数量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