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游天地外 意在有无间

原标题：心游天地外 意在有无间

张世英书法作品

◎ 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 李萍 文/图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是著名哲学家，与黄枬森、杨辛、汤一介教授一起被授予“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7月夏日的一天午后，在北京五环外回龙观一小区，记者如约到张老家里拜访。虽已是耄耋之年，但张老依旧精神矍铄，而且思维敏捷、反应很快，特别是采访时，他竟然拿出手机，翻出记者的采访提纲，令人惊叹！随后张老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治学生涯，兴致很高地与记者聊了近三小时。

“一心为学”，独立完成了20多部专著，在自己的哲学天地中找到纯粹为学的快乐，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西方到东方，张老著作等身，在国内哲学界享有极高声望。而采访中，张老的谦逊，和他“面对现实，超越现实”，“追求自我独立思考的精神”，“希望游遍全国名山大川”等，无不映衬着张老最爱的字画“心游天地外，意在有无间”。

●“要做学问中人”

记者：您高中时爱数学，在西南联大时多次转专业，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哲学作为一生研究事业？

张世英：小学、初中时我的语文和数学成绩都是最好的，高中念的是理科班，我想大学念物理专业，但因骂了几句国民党三青团员，被国民党政府列入了黑名单，深感要救亡图存、改变现实，便在入西南联大时改变了志愿，进了经济系，我当时以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但念了一年之后发现经济系的货币、会计等“生意经”课程与自己的兴趣和性格不符合，便转到了社会学系。可是社会学系要搞社会调查，我不感兴趣。那时我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课，贺先生讲课特别生动，他在课堂上用“荷出淤泥而不染”来阐释辩证法，这跟我父亲从小给我讲的一些道理不谋而合，我觉得哲学最能触及人的灵魂，就又转到了哲学系。

我适合搞哲学，因为我从小爱思考问题，散步时总爱低头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为此还得了个绰号“老夫子”（笑）。特别是我生长在农村，看到很多穷苦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总爱思索社会怎么才能人人平等，这是我思考人生哲学问题的最根本原因，与我学哲学有很大关系。

记者：您曾多次提及父亲，能谈一谈您父亲对您最大影响是什么？

张世英：父亲是武汉大学前身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教育系毕业的，后在武汉中小学任教员、校长。9岁前，我生活在乡下，寒暑假父亲每次回乡下，就教我念论语、孟子、老子、史记、古文观止等古书，还让我背诵，我现在还大致能背出很多文章（笑）。

父亲特别喜欢陶渊明“不慕荣利”、“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气节，他总说：“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 所以我一直把做“学问中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多次婉拒当官的机会。父亲还特别喜欢老庄的哲学，我后来学哲学，并欣赏老庄哲学都是受父亲影响。可以说，我的精神生命是父亲给的，他影响我的人生道路和做学问的道路。

记者：您在西南联大读书，及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接触过很多哲学名家，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贺麟、沈有鼎……您写过一本回忆录，哪位大家、名家对您的影响最大？

张世英：贺先生引领我走上哲学之路，冯先生把我引向西方哲学，闻一多先生鼓励我走出象牙之塔。其中，冯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当时西南联大流行一句话“北大是学而不思派，清华是思而不学派。”，这话有偏颇，太片面，但北大重史，清华重论，这却是事实。冯先生是清华大学的，他讲中国哲学史，理论分析很细致，他经常以英美新实在论派理论分析中国哲学史，他讲课既有历史、有材料，又有理论分析，尤其逻辑分析强，在中国哲学史中贯穿很多西方思想，所以我常说，“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把我的兴趣引向了西方哲学”。

现在我还常翻阅保存下来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课本——冯友兰著的《中国哲学史》，据说这上下两册书已成为珍贵藏本了（笑）。（说到这，张老立刻起身，很有兴致地从书柜找出书给记者看）。

记者：您的夫人是闻一多先生的干女儿彭兰，您和夫人是怎样认识的？ 您夫人长于古典诗词，您对诗的喜爱是受夫人影响吗？夫人对您的治学思想有影响吗？

张世英：西南联大图书馆很小，茶馆成了学生的“图书馆”。我夫人彭兰是联大中文系学生，我们就是在茶馆认识的。她在西南联大有“女诗人”之称，她的老师朱自清、罗庸都很欣赏她，她也是闻一多先生的干女儿。因为我夫人也是武汉人，作为同乡人，自然比较容易接近，她对我印象也非常好，但因为她思想进步，属于左派，而我是中间派，她想让闻先生考察一下我。结果闻先生对我评价很高，说这个孩子很有思想，很有前途。于是我们结婚了。因为夫人，我与闻先生交往也密切起来，闻先生对我说的“走出象牙之塔”影响我至今。我后来慢慢走向革命也是受夫人影响。

●“面对现实，超越现实”是哲学最大意义

记者：您曾说过，学问是您内心的一种表现，您已95岁高龄，是什么一直支撑您一心为学，笔耕不辍？您觉得，为人治学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世英：出于好奇心，追求真理的兴趣是我搞研究的动力。数学特别是几何学曾是我最爱，初中时我常去图书馆找数学难题来解，一天为了证明“九点圆”问题，我一天都没有吃饭，晚上睡梦中突然找到了答案，我兴奋地惊醒。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很重要。

怎么样治学？最重要的我想就是论语讲的“学”与“思”，我总强调治学要打基础，要有功底，对旧学的知识要了解得深，要多念古典的书。不说空话，不浮躁，不要玩标新立异，玩弄新名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在“学”的基础上还要有创新的意见，编书注解很重要，但学者更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做人则要“面对现实，超越现实”。海德格尔说过“此在在时间中沉沦，此在又超越沉沦，找回本真的我。”要以超越现实的心情对待现实。面对现实，超越现实，这正是哲学最大的意义。

记者：您以黑格尔研究著称学界，您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也影响深远。您能谈谈在这方面的研究成就吗？

张世英：我系统研究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绝大部分，强调黑格尔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的思想，突出了黑格尔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影响和先驱意义。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我编著的《西方哲学史》、《黑格尔辞典》、《黑格尔逻辑学译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等著作中。

记者：从西方哲学研究，到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您提出“哲学是境界之学”的观点，并融会中西哲学与文化，创立了“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观——“万有相通的哲学”，如何理解？

张世英：我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下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进行继承与发展，西方古典哲学的特点是主客二分，主体要认识客体、改造客体。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是天人合一与万物一体，从人的精神境界来讲，很高远。但不强调人和物的区分，缺乏主体改造客体的思想，这就很自然地缺乏了主体性，也造成了自然科学不发达，不重个性和差异性的缺点。我提出了包含而又超越了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之学，即“万有相通的哲学”，提出世界是彼此不同的万物互相联系、互相依存、融通为一的整体。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面向现实而超越现实。

记者：您首倡中华精神现象学，并出版了《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为当前乃至将来一段时间的哲学研究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在耄耋之年，您为什么会专注这方面的研究？

张世英：这主要是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启发，我想从中华思想文化史上自我显现的历程的角度和自己的“人生四境界”论的观点，描述一下中国人自我实现的历程。但由于年龄限制，本书只是一个大纲。

记者：有评论说，您的《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对现在的年轻学者，您有什么建议吗？

张世英：中国传统文化总体而言较注重实用性，追求真理往往出于服务现实的需要，较缺乏古希腊人为求知而求知、科学自由的精神。年轻学者应多汲取这种精神，只有如此，方能提出有深度的科学理论。

●最大的乐趣是写文章

记者：您的很多研究成果是退休后做出的，您是怎么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的？目前还准备研究什么吗？

张世英：我的研究主要分两个阶段，一个是改革开放前30年，那个阶段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引起了法国哲学家巴迪欧重视，他专门翻译了我的一本关于黑格尔的著作《论黑格尔的哲学》，但那时期的著作不可避免有左的教条主义烙印；一个是改革开放后30多年，虽然当时我已经60多岁了，但我70多岁还在带博士生，80岁还给大学一年级开讲“哲学导论”课程，81岁以后才完全停止教学，这阶段我写的著作、论文，仅就字数看，已大约六七倍于先前的30年。

我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我从小时间观念就比较强，特别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受清华大学教授守时习惯影响较大。我还记得，给我们讲《经济学概论》的经济学家陈岱孙，带两个手表，每次都准时开课，下课时昆明市中心钟楼的大钟一响，他两个手表一看，立刻宣布下课（笑）。

我现在一般是早上7点多起床，晚上10点多睡觉。不过40岁以前总是“开夜车”到晚上两点，这样早上10点也起不来（笑）。60岁后，为补回那段没法做研究的时间，我一天到晚关在屋里搞研究，时间特别紧张。

目前来说，两周前交稿了《九十思问》，今年底会出版，下周要在北大美学中心暑期培训班讲课，我准备讲《人有思想方显美》，黑格尔说过，“有思想的灵魂才是美的”，这两天正准备材料。

记者：您已95岁高龄了，听说您每天还“刷”微博、“登陆”邮箱，用电脑工作？您目前最关注的是什么？

张世英：我每天早餐后就上网看看邮件、微信，还会用电脑写文章，用的是汉王笔手写，基本不用纸了（笑）。写文章前，我总上网看看年轻人在关注什么，怎么说。

改革开放后我主要研究哲学是讲什么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化走向何方，这也是我目前最关注的问题。受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统影响，中国文化缺乏自我独立思考和人的个性，就这来说，中国还要有审美启蒙运动。

记者：您的身体很健朗，能谈谈您的养生秘诀吗？目前，最享受的乐趣是什么？

张世英：我没有特别的养生秘诀，就是生活规律，还有不是说用脑的人长寿嘛，我一直没有停止思考（笑）。我从40岁开始每天早晚要打太极拳，91岁前几乎没间断过，这一两年，单腿站立有点困难了，不过我还是坚持每天早上用手简单打几个动作（笑）。我还每天散步，边散步边思考问题。

过去我爱交响乐，爱听“无标题音乐”，给人无限想象空间，现在听力不行了，我喜欢上了旅游，周末常去郊区玩，儿子还开车带我旅游，我希望游遍全国名山大川。

我最大的乐趣是写文章，动笔前喜欢自己给自己找毛病，把问题一步步推向深入，不断写，不断改，最后完稿了，自鸣得意一番，这是我最大的乐趣。

记者：回望过去，您最欣慰和最遗憾的是什么？

张世英：我没什么遗憾的了，一定要说遗憾的话，我是搞西方哲学的，我会英文、德文，60岁后又自学了法语，还曾翻译过一千多字的法语文章，后来不知怎么丢了法语，否则视野开阔多了，天地大多了。

十卷本《张世英文集》今年5月出版了，这是我最大的欣慰，也是我这辈子留下的最大遗产了。这套丛书内容涵盖我60多年来关于哲学基础理论、西方古代与现当代哲学、中西方哲学比较，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等诸多领域，完整地呈现了我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

张世英：

1921年生，武汉市人。1946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年至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至今，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外国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曾任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第一学术带头人。2012年获北大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2015年所著《哲学导论》一书获思勉原创奖。主要著作有《中西文化与自我》、《哲学导论》、《天人之际》、《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等20余种。2016年4月《张世英文集》十卷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