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江源头“漂”上珠穆朗玛

原标题：从长江源头“漂”上珠穆朗玛

长漂带给我的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那种精神又是可以跨越时代的……

从长江源头“漂”上珠穆朗玛

刘建的探险经历就是从1986年参加长漂时开始的。

刘建曾四次漂流长江源头。

【讲述人】华西都市报记者刘建

【漂流经历】四次漂流长江源头

2003年5月22日，我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之后我完成世界七大洲最高峰攀登并徒步到达了南北极极点即探险界称之为7+2的大满贯。有不少人问起我的探险经历时我都会说，我是从长江源头登上了珠穆朗玛，是浩浩长江给了我底气，长漂精神一直在我的血管里奔涌。

千里单骑去追“星”

1986年“长漂”一词应该是最热的词汇，因为尧茂书在这个特殊年代往中华民族血液中注入了探险因子，全国人民群情激昂，尤其是年青人。

对于长江漂流，我的信息全部来源于《四川日报》。我也如千千万万中国人想的一样：中国人的母亲河一定要由中国人自己来漂。

从年初开始我就四处打听怎么报名，什么时候开始漂流，无奈那时我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工作，上半年，我只有关注的份，到6月长漂在长江源头下水的消息传来时，我再也坐不住了。

我与一位同学约好，等放暑假立即出发，我们计划是骑自行车到川藏交界的长江边追上长江漂流队。为此我咨询了有高原经验的转业干部，制定了当时自认为最完整的出行方案。可临近出发，那位同学因要准备出国突然放弃。这没有动摇我的决心。7月，暑假的第一天我就独自出发了。

我的装备，是一辆永久牌26圈的自行车，一件雨衣，一件羽绒服，一床复员时带回来的军用棉被，一个军用水壶，一点常用药，另外花了10元“重金”在中药店买了拇指大一截红参。当时我3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才111元，因是暑假工资提前发放，出发那天我身上带了98元。8天后到达甘孜州巴塘县。这一路翻山越岭烈日冰雹，塌方与泥石流随时相伴，还有孤独与寂寞。

我到达巴塘第一件事，是到邮局了解长江漂流队的行踪。当时小小县城里，长江漂流队要到来的消息已经传了好久，但确切消息根本没有。我准备住一晚上补充物资，然后直接到几十公里外的竹巴笼金沙江大桥去等。次日，没想到好消息和坏消息几乎同时传来：好消息是长江漂流队马上到巴塘，坏消息是长江漂流队在金沙江上游翻船，7名队员下落不明，漂流可能要被叫停。（下转06版）（上接05版）

我风风火火赶到县政府，果然遇到了几名队员，他们个个胡子拉碴，穿着肮脏的队服表情凝重。我凑上去拉着一位看上去和蔼的队员问，你们是漂流队的吗？我可以加入吗？

他面无表情，没搭理我就转身离开。我又拉住一个比我黑的瘦高个子，先自我介绍，然后说我愿意与他们一起参与搜救。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你有装备吗？我说我有全套装备，自备有干粮，当过空降兵，只帮忙不添乱。

他说那好，我们要翻拉哇山，你去取装备，我们不等你，你要是追得上就一起，追不上自己负责返回。后来才知道他叫冯春，长江漂流的主漂队员，是这支救援队的头。

我住在县城外10里的茶树山果园，跑回去取装备，在返回县政府招待所存放了自行车。晚了队伍一个半小时，想着一旦追上就可以为长漂出力。心里激动啊。

海拔4000多米的拉哇山没有路，我循着前方不太清晰的脚印追了3个小时终于追上他们。他们在一棵野杏树下吃路餐，有队员把我叫过去，慷慨递上一瓶臭豆腐。我还记得牌子是巴口香。

队员有杨欣、沈大刚、许瑞祥、戴善奎、冯春，年龄最小的只有24岁。短暂的路餐后，队伍继续向山顶的拉哇乡进发。

高原7月的太阳太暴烈，大家走得非常吃力。冯春考虑到戴善奎是文人，要我和队友帮着他分担些重量，戴善奎执意不肯。我注意到穿着白背心的他，背带在肩上留下色彩分明的印痕，皮肤晒得通红，有的地方已掉皮，可他依然从容。我不免对他又多了分敬意。

当天黄昏我们到达拉哇乡，在村干部家打地铺，这夜我身上被虫子咬了一百多个疙瘩。

参与金沙江峡谷的营救

当我们下到峡谷到达金沙江边时我才知道，这里已经驻扎了几名队员，江的对面就是西藏。

两天来没有发现落水队员的踪迹，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河滩扎营，沿途搜索，并接应从江对岸搜索的队员过江。其中有个任务是轮班观察江面，发现有可疑漂浮物立即打捞。我们先后打捞出背包、防水袋等，有的里面还有笔记本、胶卷。

第三天，我在岩石上观察时发现大的漂浮物，捞上岸发现这是个残破的橡皮船，检查时突然有新发现，上面依稀有一行字。大家立刻紧张起来，一看，上面写着这条船是在上游叶巴滩下面发现的，没发现生存者，落款是个叫木呷的队员。原来是另一支搜索队在上游发现的，他们只发现了船，没有发现人，这算是往下游传递消息的漂浮物。

江边生活清苦，没有蔬菜，更没有肉，白天帐篷里酷热难耐根本没法呆，一切有机物上都趴满了苍蝇，坐着打个盹儿苍蝇都可能飞进鼻孔和耳朵。队员们每天用期待的目光紧盯江面，不放过一件漂浮物。每天吃压缩干粮果腹，想象着落水队员突然出现在江面的情景。

那时没有无线通信设备，冯春在山顶村子里负责联络，紧急信号是三声枪响。第四天，有老乡下山送来便条和给养，居然还有鸡蛋，而且每人一个。蛋上面有每个队员的名字和冯春亲笔写的祝词。给我的上面写的是“刘建健康快乐”。这么有意义的一枚鸡蛋敲了真可惜，不吃嘴和肚子又都不同意。后来我拿刀尖在蛋的一头开了个小孔把蛋液倒在烧水壶盖（没有锅）上，煎来吃了。鸡蛋壳儿灌上沙子用胶布封口，带回成都。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大家的心也一天天焦急。从山上传来的消息都算是小道消息，有说国家要下禁漂令，有说某某队员可能会偷船强行漂流。我从中也嗅到了些涣散的情绪。

一天，队员杨欣说他要往下游去踏勘拉哇滩的水情，为下一步漂流做准备。他戴着一副还剩半边镜片的近视眼镜，另一边用白胶布贴上还在上面画了个眼睛，既幽默还很酷。

杨欣问我愿不愿意同行，我收拾背包就跟他出发。

带路的是当地藏族干部，还携带了支半自动步枪。江边没路，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奔腾咆哮的金沙江，我们要不停地攀爬，在巨石上跳跃。

几小时后我们来到了拉哇滩，汹涌的江水卷起白浪，响声震耳欲聋。杨欣长时间注视江面默不出声。藏族干部生起篝火，从口袋里掏出白面大饼招呼我们吃，几天来饿坏了。这是我之前吃到的最好吃的大饼。

我问杨欣，这滩可以漂吗，他说很难，但肯定要漂的，这还不算最险的，虎跳峡才是考验。

天黑前我们才赶回营地，回去后发现营地有些躁动，原来江对岸有支队伍，是沿西藏方向搜索下来的漂流队员，一名队员已冒险横渡过来。第二天，我和戴善奎划船过河，接应其他队员。我们把船先尽量往上游拉，然后渡江。即使这样，就差几米快靠岸时还是差点被冲下水去。我用手抠住岩石稳住船，慢慢往上，对岸的队员也及时接应。我们得以平安靠岸。

两个往返，把对岸的队员全部接过来了。两岸队员汇合后没有会师的兴奋。当天，他们就翻上拉哇山前往巴塘。

综合两岸搜索的情报，大家都觉得，7名落水者生还希望渺茫。随后我们也接到指示全体撤回巴塘休整。

30年来，我一直在探险

这时有消息传来，好消息是杨勇、兰为可他们6名队员被找到且没有生命危险，坏消息是孔志毅遇难，成为1986年长江漂流第一位遇难者。

回到巴塘，不管漂与不漂，我都不能入队了，开学在即，得返回成都。行前，杨欣请我在汽车站旁小饭馆吃饭，不喝酒的他破例喝了一瓶啤酒，他说他一定会继续漂下去，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见。我摸出那截推自行车上高尔寺山时啃过的红参说：放你身上，也许用得着。

30年来，我又先后四次漂流长江源头。其间的探险经历，涉足世界七大洲南北极。我也曾参加、组织、报道过多次山难救援，甚至抬遇难者遗体下山。

如今，身为四川省山地救援总队副队长的我，对待探险显得越发理性与科学。当人们在讨论3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长江漂流时，我总是说，请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思考而无需评判，长漂留给我勇敢且敢于冒险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跨越时代的。 华西都市报记者 刘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