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探访国家级贫困县：除存粮木柜少见其它家具

探访五个国家级贫困县

扶贫开发工作走过25年，贫困县居农民生活状况到底如何？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走进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深入布拖、美姑、昭觉、越西、甘洛5个国家级贫困县，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采访。

■本报记者 火兴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2010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而2001年至2009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例从61％增加到66％，民族地区八省从34％增加到40.4％，贵州、云南、甘肃从29％增加到41％。

国家级贫困县设立至今25年，已有2.5亿人口脱离贫困。但根据联合国以每天1美元的世界通用标准来衡量，中国仍有1亿贫困人口，其中1000万人极度贫困。

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我国当前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审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会议指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扶贫开发工作走过25年，贫困县居农民生活状况到底如何？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又是如何？哪些地区已经脱贫，哪些地区依然贫困？有些地方为何会出现贫困“反弹”，贫困人口不减反增？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走进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深入布拖、美姑、昭觉、越西、甘洛5个国家级贫困县，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采访。

贫困县的贫困户

“12亩旱地，去年洋芋收了4000斤，玉米1000斤，荞子1000斤。”5月11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保石乡洛度村保主组村民，49岁的海来叶加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2010年海来叶加一家的全部收入。

按去年洋芋每斤1元，玉米1元，荞子1.4元的价格。一家人全部收入为6400元。

海来叶加算了这样一笔账：

当地人主食大米，按每斤1.80元的价格，海来叶加一家三口人买1000斤大米，要花去1800元；种子成本1000元；养一头年猪喂玉米至少需要1000斤玉米，再除去家庭年日常开销1000元，2010年海来叶加一家的年人均收入500多元。而这500多元，如果要买件新衣服，给家里添置点什么就几乎没有余钱了。

海来叶加的住房为4间一体的干打垒土屋，上面压着青瓦，兼做客厅、厨房和卧室。

唯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他的小女儿海来五支莫春节前刚刚添置的一台19英寸彩色电视机。

“电视机1800元，是我打工的钱买的。”21岁的五支莫2009年去汉中打工，在一家加工厂加工口罩，每月800元，干了4个月的活，有了点积蓄。这台电视机是五支莫向往已久的奢侈品，也是五支莫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2010年，五支莫再次出去打工，回家后倾其所有给家里买了这台电视机。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大凉山越西、美姑、布拖、昭觉、甘洛等县采访时看到，很多人家除了储存粮食的两格木柜以外，很少看到第二件家具。不少人家连电视机都没有，而大多数人家唯一的电器就是一台电视机。

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大凉山的海来叶加，也去打过工，但没有文化，没有技术，汉语又不好，最多的一年也就拿来2300多元。

海来叶加五个孩子，大女儿已经出嫁。在结婚分家前，叶加两个儿子居住在主房对面的两间12平方米的房子，人在屋内不得不弯着腰，否则头顶就会碰着屋顶。

大凉山彝族人的灶，是用三块石头支起的，一般都在主房的正中间。燃料是柴禾，或者玉米杆。因此，所有家庭的屋子，屋顶、墙壁、家具，都熏得黑黢黢的。

越西县隶属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人口占65％以上，人们几乎都居住在山上。

越西县古二乡洛木村洛木组阿西克古，一家五口人。妻子曲比加加，大女儿阿西阿呷莫9岁，长子阿西约哈日7岁，次子阿西弟弟不到2岁。房屋是不到60平方米的泥巴小屋，所有家产加起来不到500元。

越西县古二乡洛木村保主组吉瓦石古，因病花去12万多元。“我再也没钱了，我现在连给孩子买条裤子都要借钱。”石古指着院子里光屁股玩耍的小女儿告诉记者。他说，女孩3岁了。

今年3月，石古向乡政府申请低保，每月领到50斤大米度日。

原始的贫困

凉山州，辖西昌、德昌、会理等17个县市，其中美姑县、金阳县、昭觉县、布拖县、雷波县、普格县、喜德县、盐源县、木里县、越西县、甘洛县等11个县为国家级贫困县。

2009年全州总人口473.04万，其中彝族231.07万，占总人口48.85％。境内地貌复杂多样，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高山、深谷、平原、盆地、丘陵相互交错，平均海拔1800米以上。

大凉山地区贫困面之广、贫困程度之深、贫困人口之多，是令人深思的。20多年的扶贫开发，大凉山普遍贫困的现状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自然条件恶劣是大凉山贫困落后主要原因。凉山州贫困人口聚居地分布在高原、山地、丘陵等地区，除州府所在地西昌市以外，大多数地区甚为偏僻，道路交通十分不便，居住区远离经济中心地区。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从西昌出发前往昭觉、布拖、美姑、越西等县，100公里路程，中巴车在省道上至少要两个半小时，230公里的路程，要七八个小时。省道以外的不少地方交通主要靠马车等落后交通工具，而更多的彝族人则是居住在半山腰，甚至山顶上。不少地方甚至连道路都没有，出行全靠两条腿。路，是一家人走出来的。

4月29日，布拖县拖觉镇集贸市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四面八方赶集的人群。有赶着羊群的，有牵着马匹的，有乘着马车的，也有骑着摩托车的，更多的人群则是徒步而来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卖掉自家的货品，购买其他必需的货品。

同行的比机吾拉和吉吾子吾是布拖县文联的干部。他们告诉记者，大多数人都是从山里赶来的，有的甚至要步行10多公里。

走向集市的人群中，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穿着民族服装的妇女，腰间背着背篓，不少母亲带着孩子。集市也是节日，人们穿着最能更体现民族特色的粗羊毛制作的“察尔瓦”（披风），女性还配有“百褶裙”和羊毛做的帽子。

交通的闭塞导致物资交流和商品输出的困难，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的低速运行，制约着人口素质的提高。

教育的贫困

“在大凉山，只要有人迹的地方，就会有孩子；只要有孩子的地方，就绝对是一群孩子。”这句话本报记者在凉山州各县采访时得到印证。

由于民族生育政策的宽松，三个孩子以上的人家占绝大多数，不少人家都育有3个、4个甚至5个孩子。

越西县古二乡吉瓦石古，有4个孩子；美姑县侯古莫乡吉则曲铁，有5个孩子；吉则木一、的日拉者、阿西合机……，很多彝族成年男子都几乎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布拖、昭觉、越西、美姑等县城的街道上，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爬在路上玩耍的孩子。由于车辆稀少，在旁边聊天的父母也不用担心随时可能遇到的危险。

按有关政策，凉山州农村户口的彝族，每对夫妇可生育三胎，非农业人口的彝族，每对夫妇可生育二胎。

“子女的众多，让本来就贫困的家庭，始终游离在贫困甚至极端贫困之外。而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们，已经能够准确判断，超生就是贫困的第二只靴子。但传统的观念，计划生育观念的淡薄，以及入不敷出的耕种等种种原因，已经让人们习惯于贫困，大家都‘别无选择’地继续贫困的道路，越走越远，越走越麻木”。布拖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彝族干部如是说。

比经济更贫穷的是教育的贫穷。在大凉山，彝族人的受教育程度极低。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过的成年彝族人很少有上过学的，很多人只会说简单的汉语。

更值得注意的是，贫穷导致未成年人受教育率很低，很多孩子未满18岁早就外出打工，甚至一些孩子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教育，不知道学校是什么，甚至一句汉语都不懂。

记者在美姑县采访了解到，该县侯古莫中心学校，学生上学时间在上午10点以后，下午三四点便已经放学了。

在大凉山的田间地头，随处都可以看到未成年的孩子在劳作。在布拖县拖觉镇，记者看到一位在洋芋地里除草的妇女，旁边是一位10来岁的女孩光着脚丫跟母亲一起除草，地中央的披风上面坐着3个未成年的小孩儿，其中两个便是这位母亲的孩子。附近的农田里，人们用原始的二牛抬杠式的木犁耕作着。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调查发现，彝族地区由于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偏低，新增劳动力中的文盲、半文盲人数还在增加。美姑县侯古莫乡，越西县保石乡、古二乡等很多地方，不少孩子小学尚未毕业就辍学，一些孩子从小就未上过学，这些本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就是因为贫困都以文盲或半文盲的身份加入到劳动力行列。

习惯的贫困

由于贫困和传统所致，大凉山彝族人的生产方式还处于原始落后的阶段，人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广种薄收，获取微薄的回报。

有些地方甚至还延续着人畜混居的生活方式。不少人家的猪圈就修建在主房门口，鸡圈直接就在屋内……

改革开放前20年，前往甘洛铅锌矿“背矿”（也有人叫“挖铅”），几乎贯穿了美姑、昭觉、越西等贫困县农民工打工的历史。

土地上生产的价值极其有限，没有条件也没有人到其他地方打工，人们很愿意到铅锌矿不仅仅因为离家近，更主要的是钱多。当然也只是相对工程队当小工等技术含量极低的行业而言，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文化，更遑论技术。

但，“改变传统的习惯需要时间，我们实在太穷了。”美姑县侯古莫乡的吉则木一这么说，很多人也都这么说。

“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羊为御寒，养鸡为换盐巴钱。”大凉山彝族地区长期处于一种低水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中，社会剩余劳动和产品都很有限，整个生产和消费的循环都很简单。商品交换在相当多的地方保持着以物易物的传统习俗，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在布拖县拖觉镇集贸市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不少妇女怀抱着产蛋的母鸡。吾拉说，由于经济普遍贫困、落后，人们经常都是抱着一只鸡来到集市，直接用鸡换取日常用品。马、牛、羊等大牲畜，人们都是习惯以物易物，很少有用货币交易的。

“喝在酒上，穿在银上，用在神上。”凉山彝族落后的消费观念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内心。

5月2日凌晨7时许，天阴沉着，有零星小雨。美姑县城长途汽车站大门外，记者看见六七个男女每一拎着一瓶啤酒，边畅饮边用彝族交流着，旁边放着一捆已经打开的啤酒。

就连记者包车的女司机，也是一路开车，一路啤酒不断。

受特定的生存环境、社会和历史背景以及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影响，酒在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中几乎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

“大凉山彝族人热情好客，不仅会倾其所有招待客人，甚至不惜举债待客。”采访中，大凉山的彝族人都这么说。

“彝族人的婚丧嫁娶是很有讲究的，但讲究的是面子。”吾拉告诉记者，“很多人很多家庭都是举债办红白事的。”他说，他亲自参加一次婚礼，那家人宰杀100只羊来招待客人。

他还说，女孩子出嫁的民族服装、服饰也是很花钱的。他结婚的时候，妻子娘家就为女儿置办了一套价值10万元的民族服饰——彝族女孩特有的百褶裙，纯银打造的饰品。

此外，由于受原始宗教信仰的影响，凉山彝族普遍存在着杀牲祭神的习俗。凉山彝族每户人家每年一般都要请祭师“毕摩”举行两次以上的法事活动，一次至少需要一头猪或一只羊，再加上烟酒、粮食以及给“毕摩”的礼金等，费用很高。

而葬礼被视为高于其他一切礼仪的大事，每逢死人都要通过隆重的葬礼祭祀来超度亡灵，届时需要牛数头甚至几十头，以及大批猪羊鸡等，人们相互攀比，常有人家倾家荡产，负债累累。

贫困的代价

凉山彝族地区吸毒贩毒问题极为突出，参与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很多彝族家庭因涉毒而家破人亡。凉山是四川艾滋病重点监控区。

毒品自20世纪90年代始便肆虐大凉山，大凉山腹地的国家级贫困县昭觉县、美姑县和布拖县是吸毒贩毒的重灾区，三县的彝族人口都占全县总人口的94％以上。

资料显示，从1995年第一例被发现到2010年年底，凉山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21565例。布拖、昭觉两县艾滋病人数都超过3000人之众，而布拖县是一个只有14万人的人口小县，昭觉全县20万人。

凉山彝族拥有近200万人口，是中国彝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支系。20世纪50年代以前，这里由于交通闭塞，曾大量进行鸦片种植。20世纪80年代末，凉山和云南漫长的交界线、绵延的群山和复杂的地形为毒贩提供了天然保护。由于区位特点和普遍贫困，凉山开始成为“金三角”、“金新月”毒品经云南贩运至四川的重要通道。

1995年6月，凉山首次从云南遣返的静脉吸毒人员中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到2010年年底15年间，拥有200万彝族人口的凉山州实际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万人，这意味着每百人中就有一位感染艾滋病毒。

虽然通过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凉山吸贩毒现象已得到局部控制，但早期的艾滋病感染者正陆续进入发病死亡期，艾滋病也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火兴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