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说,中国没公知不行,公知太泛滥太能带节奏同样不行。对这当中微妙的分寸,公知自己应该清楚。
典型的公知一部分在体制外,还有一部分属于体制内的另类人物。他们对体制持尖锐批评态度,往往在推动形成互联网舆论事件的过程中表现活跃。对于揭露社会的一些问题,形成解决问题的压力,他们颇具贡献。所以我过去就说过,中国需要有他们,一旦没了公知,中国就是朝鲜。
但必须指出,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很多公知是西方政治体制的忠实粉丝,主张或倾向于中国模仿西方进行自我政治改造。他们中一些人在立场上已经倒向西方,或者在中西之间严重摇摆。因此他们揭露中国的具体问题时,常常不是就事论事,集中注意力推动解决问题本身,他们更感兴趣通过揭露这些问题批判国家的体制,论证这个国家如何“烂透了”。因此他们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又很容易走过头,或者故意、或者客观上做了国家政治体制的冲击者,带节奏,扮演了中国稳定和团结的瓦解力量。
如何对待公知,是中国社会治理的一大课题。毫无疑问,中国要允许、接受他们的存在,给他们发挥建设性作用留下空间。同时,国家还必须对公知影响的过度膨胀加以抑制。我前面说了,没有了公知,中国会是朝鲜。现在我要说,公知如果成为我们社会的主导力量,中国就是埃及,就是乌克兰,或者说,就将面临原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最后时刻。
这是很难把握的分寸。公知很容易感觉一好就忘了自己是谁,就像我白天说的,他们骑一匹草泥马就巡视全中国去了,四处指点江山。国家的警觉也容易过头,动辄看那帮人像是要搞颜色革命。
今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理想说,公知要克制,正确理解中国宪法,在参与一场场舆论事件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坚决与违宪的政治对抗一刀两断。但我的直觉是,这很难做到,未来仍将有非常艰难的磨合。一些公知以为自己是民主的启蒙力量,终将被历史肯定。但我想说,只有非常浅薄的历史才会那样夸他们,他们最终将毁誉参半。甚至,历史对这个群体的批评比我对今天对他们的分析更不客气。
中国需要建设性的批评者,这种建设性就是促成国家综合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那种力量。当然了,这种力量很可能最终被证明是各种力量的合力。如果真那样,公知的力量最终会被证明也在其中吗?希望是。
最后刻薄他们一下。据我所知,很多公知有自恋的毛病,而且特脆弱敏感,喜欢被哄着。他们不少人点名骂我,但我没工夫一一搭理他们,今天一起还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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