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行长来了

原标题：易纲行长来了

3月19日，易纲被提名并选举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央行“三连任”的行长周小川卸任。

“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今天履新的易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958年出生的易纲是北京人、经济学博士。在获得提名后，他将成为继周小川之后的又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央行行长。

现年60岁的他是一位“老央行”。若是从1997年他开始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算起，他跟央行“打交道”已超过20年。

逾20年里，易纲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拥有丰富的央行系统的管理经验。2016年3月开始，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2016年3月的一场记者会上，周小川在介绍各个副行长分工时曾表示，易纲副行长负责人民银行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

此外，据《福建日报》报道，2014年4月25日，福建省委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应邀到会。这被认为是易纲首次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在媒体上亮相。

新京报记者：宓迪侯润芳

从北大高材生到美国终身教授

“易纲当时在我们班年龄中比较年轻，要求上进、表现很积极。刻苦更不必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大家都很刻苦。”易纲的大学同学海闻曾向新京报记者回忆。

在海闻的大学印象中，易纲早年自学了英文，英文很好，也积极参加班级活动，是班级最早入党的学生。“学校里对入党要求很严格，易纲是在优秀的人中表现最好的。后来推荐出国读书，大家觉得易纲很优秀、有理想、有激情，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公费出国的学生。读完博士，在美国做终身教授。回来了，我们一起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回来两年后去了央行，他把所学用到了政策制定上。”

易纲是北大经济系的高材生，还是人民银行的海归“行长”。1977年，易纲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年，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求学期间，易纲还是学生活动的热心组织者。1985－1986年，易纲任美国伊利诺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1992－1993年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在美国，易纲就已经成为了“易教授”。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

“海归”回国投身中国经济改革

1994年，易纲决定回国。此后，他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如今北京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据海闻回忆，在美国读书期间，包括易纲在内的中国经济学人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有着一种梦和责任，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事。在读完博士学位后，我和易纲就一直等待着回国的机会。”海闻说。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期间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启动全面改革。

“我和易纲意识到，中国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了！1994年，易纲和我双双放弃美国大学终身教职先后回国。”海闻回忆，邓小平南巡让在海外的中国经济学人认识到，国内的广阔天地将大有作为，中国将大有希望和广阔的前景。

1994年，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等“海归”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希望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学研究。“我和林毅夫希望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教研，易钢和张维迎希望能够推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就这样一拍即合。”

据媒体报道，发起经济研究中心的建议书的开头指出，基本设想是办一个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经济研究机构。

“记得有一次易纲老师讲课，有位同学发表了一段见解。易纲老师鼓励那位同学说下去，之后提出一个让我们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一位学生曾在国发院官网回忆。

据称，易纲说，“从下节课开始直到学期末，我不讲课了，你们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把这门经济学原理讲得更好，每次两小时的课都由一位不同的同学上来讲，这位同学要自己备课，并且课堂上回答大家的问题，以后我就坐在台下和你们一起听课，打算报名讲课的同学在每周提前到我这里申请。” 

后来的局面别开生面，报名者踊跃，常常是大家因为没有争取到讲课的机会而感叹。

此后的许多年里，即使已在央行担任要职，易纲常常会回到北大，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从北大公布的照片来看，易纲的讲座常常是座无虚席，经常爆满。

在北大教书期间，易纲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各方关注。北大国发院2002年一篇简介称，易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 多篇。其中有11 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

“为什么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原因很简单，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现在的出版物是太多了，信息量在爆炸式的增长，可以说是好的东西不多，一般的、东拼西凑的、差的东西不少。我在想，这么多如此差的出版物得浪费多少纸啊。”易纲在第二部论文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里写道。

而易纲的同行们也对易纲不吝赞美之词。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如此评价易纲和张帆合著的《宏观经济学》：“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中国版宏观经济学教科书。”

中国货币政策的“代言人”与未来挑战

“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这样的表述，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在3月9日的两会记者会上，易纲再次对货币政策作出解读。近年来，熟谙金融市场的易纲已经成为了中国货币政策的代言人之一。

2016年，易纲在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上表示，中国需要在货币政策上为应对美联储加息做准备，而央行已做好准备。此后人们也发现，中国的金融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表现也越来越稳健。

在易纲被提名的消息出来后，也有市场人士感慨：“中国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可以有保证。”而英语流利，多次出席国际会议的易纲，也受到国际金融人士的欢迎。

2017年11月9日，外交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中国将以较大幅度放宽金融领域的市场准入。中方按照自己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的市场。

这其中，身为央行行长的易纲肩上的担子自然不小。他在两会期间的发布会上指出，“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这是减少了对外资机构的歧视性待遇，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这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

“人民银行要牵头，增强各个金融机构特别是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提高协调的效率。” 周小川在两会记者会上指出，如今这个任务也留给了易纲和他的同事们。

自述

易纲忆1977年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据悉，1977年易纲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经济系首届学生。2017年，恢复高考40年之际，新京报记者采访易纲的大学同班同学、现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时，他向新京报出示了一本纪念册——2007年，北大经济系的学生自发编制了一本纪念恢复高考30年纪念册，纪念册中记载了北大77系经济系的高考和以后的人生经历。以下是易纲回忆高考的文章：

我是北京第162中学毕业的，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没有了。

高中毕业后，我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上高三时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干部去考察将来插队的地点，有三个选择：陕西延安地区，北京延庆县，北京顺义县。我对插队并不陌生，我的几个姐姐要么去了东北兵团，要么去了陕北插队，上高中时我曾写过插队题材的小说。

因为在中学是学生干部，插队时自然是知青队长。我们162中那年高三毕业有三个班，去插队的大约100人，正好男生女生各占一半。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北京市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

我插队时干了一件事，险些影响我后来是是否参加高考的决定。当时生产队给我们知青定的工分比较低，大约干一天6分或6.5分，壮男劳力工分为10分。作为知青队长，我应同学们的要求，向队里提出要提高工分，队里不同意。同学们闹罢工，为此有5-6个同学受到严厉批评。我一直认为自己对此事有责任，想留下来和同学们一起承担责任，所以高考我迟迟没有报名。

我是直到最后才报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改报经济学了。至于第一志愿北京大学，纯属撞大运，根本没有期望北大会录取我。

北京那年的高考大约是1977年12月10日-11日左右。高考是整整两天，一共考四门：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我是在顺义报的名，考场在张喜庄公社，距离我插队的地方大约十华里。我们村100个知青中有十来个人报考。

高考前夕我早已不干知青队长了，我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记得高考第一天早4点我到伙房和大师傅一起做饭，早饭是馒头咸菜和粥；还给大家准备了要带的午饭糖三角。吃过午饭后，大约早上6:30，我们十来个同学一起步行到张喜庄，天气非常冷，十里路要走一个多小时，我们赶到张喜庄中学考场时，天还没有亮。

四门课考下来，我感觉良好，只是语文考试没有把握。语文考试的大头是一篇作文，题目是“我在战斗的一年里”。我当时想，1977年这一年我插队，没啥好写的。于是我就写1976年，从周总理去世、唐山大地震，到毛主席去世，再到粉碎四人帮。考完之后一问，权威人士所：“你跑题了，题目中的这一年指的是今年（1977）”。

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自述来源：北大经济学院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