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报告进入“个案时代”

文|特约评论员 叶竹盛

每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最高院和最高检做完工作报告后，人们总会猜测代表们将投下多少反对票。两高报告多年来都是全国人大会议上最大的反对票“票仓”，虽然不足以否决两高报告，但已经成为了人大代表对司法工作绩效满意与否的风向标。今天上午全国人大会议上刚刚结束的两高工作报告，除了关注投票结果外，报告中提及的大量个案成为了人们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一些新媒体的现场报道中，这些个案甚至成为标题内容。

大量提及个案，印象中，这可谓是今年两高报告的“创举”。简单梳理，可以发现最高法报告中提到了11起具体案件，最高检则提到了17件具体案件，还“点名”了十二位落马省部级以上官员。以个案作为本应提纲挈领的两高年度报告，这蕴含着什么深意？两高报告进入个案时代，又传递了什么样的理念变迁？

总体来看，两高报告中提到的个案多具有“里程碑意义”，不少个案都是“首案”或是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这些个案作为典型案例，分别成为报告中相应部分的注脚，具有点题作用，彰显改革效果，赋予以往报告中各种“大词”和各种庞大的数据以具体的个案生命。更重要的是，大量提到个案，还可以看出两高有意以个案回应社会关切，传递制度整顿的方向，重塑人们对司法的信任。

第一类个案的目标很明显，在于回应和解除社会焦虑。最高法报告中提到的涉众型房地产纠纷“彩石山庄项目案”，最高检报告中提到的陈建辉等29人跨国电信诈骗案、上海福喜公司生产伪劣产品罪案、王少宝等44人制售假药案、广西医科大学“6.16”伤医案、“e租宝”非法集资案、腾格尔沙漠污染环境案等，都直指当前社会关于住房、医疗、食品、环境、个人投资等方面问题的高度焦虑。这些个案在去年成百上千万宗案件中“脱颖而出”，写入两高报告，实际上给社会民众开出了司法定心丸。

第二类个案则涉及到司法与其他制度部门的关系整顿。司法改革并不取决于司法一家内部的改革，更重要的是不同制度间职权关系的梳理和规整。最高检报告中的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深圳滑坡事故、南充拉票贿选案、湖南马勇违法指令协调命案案、贵州锦屏县检察院环境公益诉讼起诉县环保局案等，这些案件显示出司法机关与其他制度部门的法律监督关系。这类个案在2015年集中涌现，可以看作是司法机关奉受法律，不仅要摆脱其他机关非法掣肘，而且要施展法律监督的筋骨。

第三类个案涉及公民权利。相对于前面两类影响重大的案件，这类案件中有一些是不起眼的“小案”，例如最高法报告中的“斑马线罚款案”涉及不过百元罚款，“北雁姓名权行政案”也只是罕见的个别案例，案子虽小，案件背后涉及到的公民权利问题却是兹事体大，这应是为何小案也能进入最高法报告“法眼”的原因。还有一类是两高报告中同时提到的冤案平反类，两高共提到六次五件改判无罪的案件。相呼应的是，最高院报告中给出了去年全国法院公诉案件判无罪的数字，总共667人被判无罪。无罪率虽然仍极低，但个案和数据都显示，刑诉程序中当事人的权利不再是无足轻重的。

更有意味的是，“世奢会诉新京报名誉侵权案”也写入了最高法报告。两会上有记者提出有关新闻立法的问题，相关官员回避了这个问题。立法虽然阙如，但新闻活动却总是在开展，是法律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世奢会诉新京报案”与以往一些名人诉媒体案还不同，代表的是资本和隐约的公权力对媒体的进击。新闻报道的境况大体上反映了一个社会言论的图景。言论自由要的不是没有规矩，怕的也不是规矩太多，而是怕规矩太隐晦、混乱，无可适从。通过司法个案梳理言论规矩，同样足以改观言论地貌。

两高报告中还大量提及了反腐败类案件，这类案件影响深远，可以说同时涉及上述三类。最高法报告中所提“严惩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以及最高检报告中所提的“百名红色通缉令”海外追逃“战果”，说明反腐败将同时在广度和深度继续延伸。

司法是一个社会的制度稳定器，两高报告以大量个案展现司法绩效和司法内涵，已然体现了这个作用。当然，司法制度出于本身的性质，只能消极应对社会问题，在本质上无法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司法难以避免这些个案背后代表的社会问题涌现，司法能做到的是在问题出现后，能获得公正高效的处理。当两高报告进入个案时代，我们也期待中国司法能进入法治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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