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供给侧改革与人口增长

 核心内容：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当下，供给侧成为了最热的经济话题。对此，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有着自己的看法。周教授认为，供给侧的短期政策，国外就是就是减税费，中国供给侧的政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他还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面临人口下降过激导致的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总需求急剧收缩，第二就是劳动供给急剧下降，导致劳动力成本突然提高。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资料图）

“未富先老”导致经济增长下滑

记者：你认为，供给侧包含三个含义：一是供给侧的短期政策；二是供给侧的中期改革；三是供给侧中长期的创新，经济结构调整和提升，以及去过剩产能。这三个层次应该分开。具体说，供给侧的短期政策，它应该怎么样来实施，供给侧的中期改革具体应该怎么样进行，它的那个结构创新、调整和提升以及去产能过剩，具体应该怎么样做，你是不是可以举点例子？

周天勇：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主要是从2009年以来，特别是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各种政策的调整以后的一种选择。其他的政策，比如说凯恩斯扩大需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治疗经济增长速度下行，都失灵，就没法用了。

当然，研究界对经济增长下行的看法不一。有一派著名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下行的时候，我们现的经济规模基数已经大了，劳动成本提高，像日、韩和台湾，德国，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1990年价格）左右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回落，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因此，中央要淡定，不要用那么强的刺激，而通过市场自动调节来解决，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从50%多增长到70%多，还有起码有15到20年的时间，可以维持8%以上的高经济增长。这一次经济下行，是外因论--主要是世界经济回调引起的。具体包括次贷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欧美经济需求对中国产品出口的需求减少。所以他们认为，国内应当还是要实行凯恩斯的那种刺激需求的财政政策，用货币政策来把它调平，等国际经济形势好以后，就可以重新走上高增长的轨道。

记者：你的看法，和这两种观点都不一致？

周天勇：我觉得，两种说法都不是太准确。

第一，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一个高增长了43年，一个高增长了45年。中国的高增长，如果从1978年开始算起（第一我们那时候大概人均GDP只有150美元，再一个就是城市化水平只有18%。其实比50年代初的台湾都要低），到2011年高增长期的结束，也就33年。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0%掉下来以后，再没回到过8%，也就是说，跟韩国和台湾相比，短了10到15年左右，这是一个数据。

第二个数据，就是我们跌下来那一年，大概汇率美元是5447美元，而台湾从8%的速度跌下来那一年是14000，韩国是12000汇率美元，如果按购买力评价比我们高多了。从人口增长，自然增长率，生育率和老龄化来看，我们比台湾要严重。比如说，人口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我们比台湾要低，比韩国稍高一些。但是老龄化程度比台湾和韩国都要高--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更高。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中国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就是因为计划生育力度过大（城镇一孩制，农村一孩半制）、时间过长（35年），导致人口增速速度放慢，少子化、老龄化，引起的经济增长下行。这个经济增长的下行和当年欧美的实行供给侧管理时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欧美是滞胀，滞胀就是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低增长。我们现在是滞缩，滞缩就是低增长率，但是失业率不像欧美那么高，就是一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有几百万的萎缩。还有一个就是，从生产资料价值，也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来看是收缩的，已经收缩了47个月，相当于4年。这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人口下降过激，老龄化，少子化导致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总需求急剧收缩，第二就是劳动供给急剧下降，导致劳动力成本突然提高。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改观由于人口问题导致的总需求萎缩。有日本的经济学家在评论安倍的经济学的时候说，你可以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你可以印出票子来，但是印不出花票子的人。他这个话就非常经典。我觉得，这和咱们国家的情况一样，只不过日本是先富以后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是未富的时候已经发生这种情况。比如说，2009年经济刺激了一下，回升了一下又发生产能过剩，你再次刺激的话，它又会发生大量的过剩，因为人的需求在急剧下降，萎缩。

记者：原因就是人口减少了。

周天勇：对，所以过去的需求侧，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就失去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转向供给侧的办法。我觉得，总需求萎缩的病，是人口引起的，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再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把需求刺激起来。因为原来实施凯恩斯的政策，就是假定人口是平稳增长，这样一种情况下，需求萎缩是因为市场失灵造成的。那么，通过宏观政策的办法解决是好使的。但是，如果人口发生了问题，填那么多货币的话，你没有花钱的人。这个问题，凯恩斯的政策不好使。那怎么办？就是用供给侧的政策来治疗人口引起的总需求不足这个病。

当然我还要特殊说明一下，我们有没有过去欧美那些国家治疗经济滞胀的时候一些现象呢？也有，大概有这三个方面：一，企业税负确实太重，借贷成本，融资成本太高，这和当年欧美国家税负太高是一样的。二，国有企业效率太低，这也是存在的。第三，可能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虽然有非常大的进展，但还是不足。其实当年欧美国家供给侧的政策，主要是治这三个病症的，通过它解决经济停滞和失业率过高，以及通货膨胀问题，因为增加供给了，通货膨胀就会消除。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居民的收入比例占GDP的比例就是下降的，它影响总需求。从这个意义上供给侧的政策是有用的，从恢复总需求的中长期政策来看，有一项政策比供给侧的政策还重要的，就是恢复和促进人口增长的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配合。另外就是促进人口的流动，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这需要人口生育和人口流动政策，与中长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

为什么？因为中国这种病症，不可能完全用供给侧的政策能治好。首先必须面对由于人口的萎缩，老化，和少子化，以及流动人口不能市民化的城市化带来的需求问题，这只能用调整人口生育和人口流动政策，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解决。第一要放开人口，放开人口生育，我觉得，全面放开二胎还是不够的，要全面放开，因为全面二胎有一个问题，有些人不生，有些生不了，如果全面放开生育，有人生三胎、四胎，就可以补一下不生二胎的缺口。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未婚生育，让它合法化。独身家庭，通过捐精，代孕、代育等办法，放开人口的抚养，同时放开领养来平衡人口。如果一年能多生个300万，或者400万人，那么就可以慢慢补齐。因为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后，死亡率在上升，少子化以后，出生率在下降，这时候你再不补齐的话，人口更是一个下行的趋势。

记者：而且人口曲线会很陡。

周天勇：对，很陡。所以应当放开，而不是仅放开二胎。第一是人口政策上要放开，比如说十三五期间能多生1500到2000万人，那么他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需求。如果十四五期间累积增加人口能达到三千万，或者四千万，那就非常好了。因为人口增加以后，会出现呈树型的需求，就是说它是连带的，一系列的，凯恩斯需求乘数起作用。比如说，花一块钱，可能引起2.5元的需求的扩大。

促进市民化的城市化

记者：中央提出，让农民工市民化，鼓励房地产商降价，这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周天勇：首先要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房屋制度的改革，社保、医疗、教育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户籍放开，让人口流动起来，让农民可以从农村退出，进入城市，保证进来的人能市民化。中国城市化率50%多，起码20%是没有市民化的，这些城市人口，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自己的房子，教育不平等，他带着孩子来就学就多收他的钱，医疗不均等，社保也没有，养老保险这些都没有。如果这样，那么他在这个城市相当于打了一圈工老了再回去，或者就是在漂泊。这种户籍制度，实际上把在城市生活的人，分成城市人和乡村在城市的人两个等级。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不得不回农村，回到农村以后，消费就塌陷。

虽然他们没有市民化，但是住宅还过剩，住宅存量现在已经有3.3到3.5亿套了，如果现在在建的建起来，大概有3.8到4亿套。农民在城镇务工的买了一套房子的只有1%。农民在他的自己的家乡附近，也就买了1400万套左右的房子。农除去民买的和库存的，剩下的房子摊到城镇居民户上，每户大概在2.2到2.4套房子。城镇居民中，13%是租房子的，66%是有一套房子，大概9100万套左右，21%的城镇居民，平均有7.5到8.5套。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通过创业形成的，而是他们进入房地产市场早一些，政府后来把地炒高，房屋升值以后，他们就成了被创造出来的中产阶级。在许多国家，中产阶级是大量的中小企业主，合伙人，大企业的中管，高管，律师，医生，等等，中国不是这样，这和许多国家有区别。

有学者说，中国的城市化还能推动15到20年的增长。城市化最大的推动力就是住宅的建设和需求，现在，政府要想办法把人盘活起来，促进市民化的城市化，避免几亿农民到时候被逼回农村，老死在农村，造成消费塌陷。还有，通过市民化的城市化，通过消费方式的改变，通过这部分人口在城市的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对城镇住宅需求的增长。当然房价这么高他也买不起，必须得把房价理顺，包括让农民获得土地资产应该有的财产性的收益，否则，他怎么能买房子呢？

美国的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来自于人口流动，来自于人口的迁移。所以我们不要限制人是往特大城市、大城市还是往小城市流动，因为毕竟特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多一些，收入要高一些。小县城的发展的机会很少，虽然政府非常希望发展小城镇，但是小城镇的资源分配和就业机会都很有限。所以我觉得，户籍应当完全放开。另外，人口政策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就是现在的病根在人口，人口萎缩和人口流动僵化引起的需求萎缩。要治这个本。

减轻企业税费、社保、融资等成本

记者：供给侧的短期政策，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周天勇：我认为是两个方面的一些措施。

首先，供给侧的短期政策，国外就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就是减税费。减税费的要义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减税增加劳动的供给。减少个人所得税，他就愿意多工作了，减少企业的税负的话，企业利润就增加了，它就可以增加使用劳动力，多投资了，这样就增加产出，增加产出就可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因为供给增加了。所以就是这一棋局盘活，经济增长就恢复了。

但是，如果是通缩，消费不足，针对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减税，那么那生产再多，收入也流不到劳动者的手里变成消费需求，去平衡生产出来的东西，会造成过剩加剧。所以，减税的对象，一定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这种减税，第一增加产出，这样推动经济增长。第二就是增加需求，增加劳动者的工资，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以后，他可以在国民收入，就是GDP的比例中，提高居民收入的比例，他的消费扩大以后，既平衡掉新增供给这一块，还消化掉原来的那一块产能过剩，通过这个方法来解决通缩和增长滞的问题。因为消费需求增加了，就可以治疗通货紧缩问题。因此中国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最关键的是减税费，减税费大概四个方面。

一是增值税能不能减？我们增值税很高，17%，税的60%多是增值税。那么，增值税能不能减到15%或者16%？这是真减，因为现在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已经没有了。

二是比较大项的如社保费率能不能降低，社保费率占工资的42%到45%，放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高的。能不能降到30%，这是一个降企业负担的大项。当然，现在有人可能提出来，我们现在的社保缺口这么大，再降低的话，这个缺口会更大，问题在于，这么重的税费，竭泽而渔，最后更收不上来。可以在短期内变卖国有资产，发行养老债的办法去弥补。

三是提高规模以来商户税收的起征点，我们现在的月营业起征点，最早的时候才2000块钱，像挤牙膏似的，起征点提到3万，但是我觉得3万块钱还是低。应当提高到8万到10万。就是每年经营100到120万的企业，我们就不征税了，让它多增加就业。

四是清减收费。2014年全国政府及行政性事业收费的总规模大概在32000多亿，而且2015年收费增长比较大，费的增长率比税的增长率要高，原因是很多地方税收不上，或者税收下降，它就以费补税，费可能占到政府全部收入的将近五分之一，而且很多费进了养人的盘子，导致机构人员不断膨胀。所以，中央应该坚决清理。我们现在很多收费，是各个部门在立法时候，作为私货，有的立在法律里边，有的是立在自己的部门条例里边。但是这些都应该改。最后，收费是违法的。

另外，短期政策还需要赤字和发债这种凯恩斯的办法来平衡，供给侧的短期财政政策，和需求侧的凯恩斯的政策要配合，什么原因呢？因为大量的减税减费，财政是支撑不了的。怎么办？只能是扩大赤字，

比如说把赤字率提高到3%，再发一些国债，平衡减税减费引起的财政不平衡问题，再上一些项目。过去我们总是在需求侧上下工夫，但是现在来看要注重供给侧的政策调整，但是还是需要需求侧来进行配合。

其次，中国供给侧的政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企业的借贷成本，体现在贷款方来看，主要是三块。

一块就是银行的利息，利息刨掉银行的成本以后，2014年银行的纯收入是18000亿。还有一块就是非银行机构，主要是信托，小贷，典当，担保，租赁等等，这一系列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影子银行这部分，，2014年的利润大概在1万亿左右。还有一块是民间借贷，地下钱庄和集资，高利贷，这三块大概也是18000亿。这些，就是整个企业的借贷成本。那就是说，企业就要负担4.6万亿。但是2010年的时候没这么高。国民经济从2010年开始，迅速高利贷化，中国不是要降低企业成本吗，有几句话，去产能，降成本，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个就是要降低企业的借贷成本。

记者：也就是说银行的利润，借贷的利率可以往下调，不用赚这么多钱。

周天勇：对，当然今年银行也可能赚不到那么些钱了，企业要不就贷不到钱，要不还是要通过这些银行先把款放小贷公司、信托，信托财务公司转贷，企业成本就上升了。另外就是黑市的钱，主要是集资、民间借贷和地下钱庄，借这种钱，成本很高。企业的借贷成本降不下来的话，实际上和高税费负担没什么两样。

所以，我们短期的货币政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中央银行调低贷款利息率，当然要关注美元的上行，利息太低，可能使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更大，资金发生外流；再就是降低准备金率，多放出货币。

第二，银行监督部门要限制银行转贷。现在银行不给企业直接贷款，它贷给信托、财务公司、小贷公司等非金融机构，结合起来转贷，抬高了资金成本。我觉得应当禁止这种行为。

第三，对运转较好的企业，到期自动续贷。有一些企业，贷款到期以后，要先给银行还款，银行再给企业续贷，这个就存在两个风险，一个是再贷款可能需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个期限之内，企业的过桥贷款利息非常高，会吃掉很大一块利润，甚至把企业全部利润都吃掉了。再就是有可能企业贷不着款，它就让高利贷压死掉了。只要企业没有什么风险，银行续贷的时候就不要把钱抽走，和企业签个续贷合同就完了。

第四个就是解决企业间的联保问题。联保问题是什么呢？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大量的企业联保，就是2008、2009年的时候，银行要把贷款赶紧放出去。你是较差的企业，我是较好的企业，银行不贷给你，我就担保。政府当时把他们叫来协调。现在，那个差的企业还不起账了，好的企业你必须得还，你把好企业给整死了，造成系统性的塌方。这类怎么甄别？谁贷的，要用破产重组的办法，不要把好企业也给拖死了。

另外，就是2016年及未来2017年，要再来一次银行和企业的债务重组和兼并重组，因为未来肯定破产的企业，需要再来一次坏账的剥离。

最后，要修改高法司法解释关于民间借贷利率在合法的区间，它现在贷款利率的四倍，法定利率如果是六，就是百分之二十四，你要是贷10天还可以，你要是贷几个月，那企业肯定死定了。所以，高利贷一定要修改这一条，或者按时间，或者降到两倍。因为企业现在真正从银行贷到款，利率大概在10%到12%。我们不应当鼓励高利贷。

这些，就是我讲的供给侧短期政策的调整，以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解决企业负担太高的问题。

政府要严格控制供养人员的规模

记者：为什么要有中长期的供给侧的改革？

周天勇：当年欧美也是进行改革，比如说，英国的邮政系统，财政负担很重，资源投入很多，但是效率极低，撒切尔没办法，就将邮政系统私有化，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改革可能要更加广泛，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促进人口流动配套的改革，就应当是供给侧的改革，比如说土地、住宅、户籍、教育、社保，能市民化的城市化这一系列配套的改革，它可以盘活人口流动和土地资产，既可以扩大需求，又可以促进产出。

第二个改革就是金融体制的改革，现在为什么高利率呢？就是银行和过去的国有粮店一样，大量的低价格存款资源都集中在你这儿。过去大量的收购粮食放在国有粮店里边。国有粮店的粮票可以倒出去，这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向信托等，中间转一把。另外它还有黑市粮食，自留地或者是自己超产的一些，我们是允许你在市场上卖的这些，它就是高价粮食。像资金是居民和法人企业手中的，存在地下钱庄、集资和民间，形成黑市资金，成为高利贷。

现在的资金和这一摸一样，国有企业可以拿到国有粮店的最低价的粮食，非国有企业，有门道，就可以就像拿到粮票一样，通过信托倒出来钱。实在没办法的，只能是去黑市解决。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国有粮店体系。我们现在的银行体制，和原来国有粮店体制是一摸一样的。

另外还有两项体制改革，从中期来看，可能必须寻求财政收入结构的改革。因为现在所有政府的收入，大的来源主要是企业，这就导致企业的税赋很重。但是财产性的税还是比较少，而且你看我刚才讲了21%的的家庭，有7.5到8.5套的房子，但是我们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不开征房产税的国家。所以我觉得，财政政策调整，经济下行，房地产过剩，地卖不出去，税赋减少以后，如果没有财政收入结构的改革的话，就没法替补，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因为“营改增”以后，大部分的钱都在中央集中了，地方上没有新的税源，县一级的教育、政府的运转、公安、消防这些，就没有钱开支。

记者：房产税可能也要很慎重的处理，因为现在大部分老百姓就一套房，少数有两套房。具体怎么征，这需要拿捏得十分准确。

周天勇：房产税肯定是有豁免的部分，比如说一套房或者是适当的面积。当然，政府怎么拿捏，除了老百姓的阻力以外，如果开征的话，房屋的价格可能会缩水。房地产市场的承受能力如何，这也是个问题。但是，不开征，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来说，也是个两难境地。

还有一个，政府要严格控制供养人员的规模，调整供养人员的结构。现在的公务员可能有一千多万，事业编制的有三千多万，这就四千多万了。另外还有两千万从行政事业里退休出来的人，这部分人的工资还要财政来负担，实际上也是供养人员。还有就是以前五百万的协编、临编这些，全部加起来大概七千多万人。1978年的时候，我们的行政、事业全部加起来才一千九百多万人，退休的不到两百万人，也就是说，那时候供养人员才两千一百万人左右。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供养人员翻了好几倍。

有一些学者拿美国来比较，美国现在大概两千一百万财政供养人员。首先，美国的人均GDP是五万多美元，我们也就是七千多美元，而且经济学上讲，人均GDP越高，它的税赋承受能力越高，人均GDP水平越低，它的税赋承受能力就越低。不比较人均GDP的税赋承受能力，一个很穷的国家要供养那么高比例的人，这个国家还能承受得了？另外，美国的供养人员里边，51%是从事教育的。而我国供养人员里面，从事教育的大概也就是29%。而且，美国连公园里守门的都算是公务员。

记者：中国守门的肯定没算进去了。

周天勇：对，中国类似的工作人员都没算进去。第一，我们人均GDP的税赋能力，比美国差得太远。第二，就是我们供养的人员结构里，行政人员太多，占比太高，而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比如说教育这一类的人员比例较低。所以，在我们人均GDP税赋能力、供养能力还很低的情况下，应当坚决控制人员和机构的膨胀。费全是养人的，我们要减费。不把人员控制住，供给侧的政策怎么实施？所以，财政方面，一要改革收入结构，二要控制供养人员的数量。因为政府的经济能力负担这么多人，就导致高税费，政府机关就要去收税收费来供养自己。

还有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这么多资产，比如说土地资产、装备装置这种，还有大量的资源投入，但是产出效率很低。一般，国企拿到的贷款，利率都是6%，如果说把贷款利率提到如民营企业能贷到的10%到12%，我估计大批国有企业都得亏损破产。改革，盘活国有企业，让它在同样的投入下有更多的产出，这不就是推动经济增长了吗？

记者：但是，以前的经验就告诉我们，要解决国有企业的效率，核心在于产权。

周天勇：比如说产权社会化、多元化，混合所有制等措施，都可以盘活国有资产，提高效率。

供给侧还有一个改革，就是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首先，要保护产权，使他们财产安全放心，在这种情况下，减少资金外流，推动经济增长。现在，很多行业没有开放，如果民间投资的财产不安全，那么就不会投资。第二，很多领域，民间投资进不去，比如说教育、医疗。美国过去修铁路，就是民间投资，用股份公司的办法修起来的。虽然我们说放开，但还是进不去，要彻底改革，让民间投资进得去。供给侧的这一系列改革，主要是盘活资源，盘活资产，推动经济增长，这是第二个层面。

以技术创新促进结构调整

记者：第三个层次，是结构调整以及产能过剩去产能。

周天勇：结构调整以及产能过剩去产能，我觉得首要的还是创新，技术进步带来技术的产品化、市场化，推动产业机构的升级。对于中国来说，这一点为什么更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口红利已经彻底失去，而且可能还是负的，所以必须用技术进步的红利来替代或者弥补。因此，技术进步这一块儿，一定要当作非常关键的措施。当年，美国的里根也是推动技术进步。美国几次大的调整，就是通过创新，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保证经济持续地增长。

从中国的现实以及美国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通过技术进步、创新，包括教育（因为创新的基础还是教育），人力资本，通过这些来弥补和顶替人口红利的下降。还有就是去产能，我认为，还是要以市场机制的办法，而不是用行政的办法。比如说一些污染、耗能大的企业，要把社会成本内部化，比如说用排污税，资源税的办法，它的成本高了不合算了。第二就是科斯讲的，政府要界定他的排放权，使社会成本内部化，比如说政府可以确定企业有多大的排污权，如果让老百姓受损害，可以起诉企业，追索受损害的赔偿。如果诉讼的成本，赔偿的成本太高，企业就就将排放权转让给技术更先进的企业。

对企业来说，如果诉讼成本或者税收成本太高，企业就会考虑关门，那不就产能去了吗？所以，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就是要调整这些高能耗、环境污染的企业，当然要结合技术进步。把社会成本内部化，皮古的办法就是征收环境税，科斯的办法就是界定排放权，界定受损害人的诉讼权利。也就是说要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出清过剩，而不是用行政的办法。这种创新，需要改革一系列的体制改革，例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创新人的税收或者是其他激励措施等等。

记者：尤其是宽松的政策补贴。

周天勇：通过创新升级和大的结构调整，来弥补经济增长的下行。总的来看，刚才我讲的这个三个方面，人口恢复性的增长和积累，以及促进人口的流动，能市民化的城市化，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前两天我看到孙立平教授他有一个观点，跟你说的也比较类似。他就强调说现在的经济问题，“现象在两侧，症结在中间”，他说现在横在供需关系之间的，至少有五大障碍，一个就是沉重的税赋负担，居高不下的物流费用，昂贵的场地租金，“层层剥皮”的流通环节（有些药品出厂价甚至几毛钱，到了医院就几十块钱），混乱的消费环境（比如说旅游）。这些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过高，企业生产什么都不挣钱，消费者买什么都贵得不得了，这些问题不解决，不管你是强调需求还是强调供给侧，都很难解决问题。

周天勇：这些问题，要用供给侧的政策和改革来解决。现在关键就是供给侧政策和改革实行到什么程度。

 

（凤凰网主笔：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