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中国人多生孩子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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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9 第629期

中国并没有落入预想中的“人口爆炸”陷阱,而将面临超低生育率导致的经济乏力和老龄化陷阱。许多人口学者呼吁全面放开计划生育,但就算立即放开,中国人的生育意愿还有预想中那么强吗?

【导语】

据北京市卫计委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9月底,北京“单独二孩”办证已经超4.8万,尽管申请数量创新高,但仍低于政策预期。而在前几日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提到,中国正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过去30多年,中国人口生育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近几年的抽样调查数据,2010年至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1.26、1.23。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人口总量将不断衰减。

由此可见,中国并没有落入预想中的“人口爆炸”陷阱,而将面临超低生育率导致的经济乏力和老龄化陷阱。许多人口学者呼吁全面放开计划生育,但就算立即放开,中国人的生育意愿还有预想中那么强吗?

预想中的婴儿潮落空,人口危机近在眼前

有关中国第四次婴儿潮的讨论已经持续五六年了。所谓婴儿潮是指,在某一时期及特定地区,出生率大幅度提升的现象。

1945年以来,中国共出现过三次婴儿潮:第一次是1950年代;第二次是从1962年直到1976年;第三次是1986年至1990年,其中1990年以2621万人达到中国年出生人口的最高点。

在预想中,出现第四次婴儿潮的理由很简单,1986年至1990年出生的孩子如今正处于生育旺盛期,新的婴儿潮出现顺理成章。然而,不仅预想中的婴儿潮没有出现,中国劳动力人口还在近几年首次出现了净减少。

这与中国近些年的低生育率息息相关。生育率,可通俗的理解为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量。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将不断衰减。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约为2.1。而根据人口学者梁建章的估算,中国的更替水平在2.2以上,即每个家庭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保持孩子数量与父母辈相比不衰减。

然而,现实如导语中所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近几年最高的2012年,生育率也不过1.26。

很多人觉得,身边很多朋友是非独生子女,生育率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低。梁建章曾分析:“假想全社会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各占1/3,家庭平均生育孩子数是2,再考虑1/8不孕不育的比例(新华网,2012),平均生育孩子数只有1.75,远低于更替水平。”

更为严重的是,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推算,如果不考虑意外死亡,从2015至2025年这10年间,23岁至29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从8388万人降至4741万人。由于中国未来育龄妇女人数剧减,如果生育率没有显著提高,那么未来每年出生人数将会大幅度减少。

人口一旦减少,将给中国带来挑战

人口一旦陷入衰退,带来的并不是“人均资源更多”或者“人均收入更多”,首先要面临的就是经济增长乏力和老龄化难题。

首先是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至2014年,中国劳动力分别减少345万、244万、371万。根据人口学者姚美雄的预测:“20至34岁的青年劳动力,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

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将直接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上世纪90年代,日本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日本经济也开始了“失落的十年”;欧盟劳动力人口在2010年前后达到顶峰,最近几年欧洲的经济也是举步维艰。在中国,经济最先出现问题的东北地区,也正是生育率极低以及劳动力流出最为严重的地区。

其次是降低消费能力,影响内需。新出生人口对于医疗市场、婴儿产品、服装、玩具、教育等方面的需求都很大。美国第一个婴儿潮出现在二战后,人口学者易富贤认为:“美国的第一个婴儿潮出生的总人数目前只占全美国的28%,但是创造的经济价值相当于全国的一半,美国最大的股市涨幅和房地产的需求,航空、电脑、互联网都是婴儿潮推动的。”

第三是弱化创新能力。青年是社会创新的主力军,青年劳动人口急剧减少,将减少创新人才总量,严重弱化社会创新能力。

第四将带来老龄化难题。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是15%,在未来数十年内将会直线上升至40%左右,也就意味着年轻人将承担越来越重的养老负担。

“少子化”不仅困扰着中国,也困扰着全世界

近年来,各国生育率普遍走低,为了拯救生育率,各国政府也是绞尽脑汁。

从二战后,前苏联就不断鼓励生育;到了俄罗斯时代,鼓励生育的政策仍然存在,2007年还进一步实施了“母亲基金”项目,生育第二个及更多孩子的家庭就可以申请,每生一个孩子可以得到25万卢布。

这类鼓励俄罗斯女性生育的措施还有很多,这些政策让俄罗斯的生育率从1999年的1.16回升到2012年的1.6,走出了“低生育率陷阱”。2012年,俄罗斯宣布它的人口政策取得了成功,2013年该国人口实现了自然正增长,2014年上半年俄罗斯生育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比2013年同期增长2.4%。

然而,到了东亚,类似的政策就不起什么作用了。2006年以来,韩国出台的奖励生育的政策达100余项,可是2014年韩国的生育率仍然只有1.19;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出台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可是到了2014年,日本新出生人口已经连续第四年下降。中国台湾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存在。

至于为什么不想生小孩,台湾人最担心的问题依次为:小孩未来发展、教育环境不佳、照顾负担重、治安不好。同时,年轻人会把自己低薪的状况投射在小孩身上,生育意愿就受影响。

有的国家为了提高生育率还使出了强制手段。英国《卫报》报道,2014年伊朗为了鼓励生育增加人口,通过了一项法案,全面禁止男性的输精管切除术以及女性绝育的相关手术。

限制生育很容易,鼓励生育却很难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都曾推行鼓励节育的政策,将极高的生育率降了下来。可是,随后当政府开始鼓励生育的时候,却没有什么效果。中国一旦开放计划生育,可能也将面临类似的局面。

事实上,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后,申请数远低于预期,也正说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不但不强烈,而是很低落。

之所以生育意愿如此低落,与生育成本的上升密不可分。女性的生育成本主要有两部分构成:

一是经济成本,上海的调查显示,一个家庭养育一个0至3岁孩子的直接费用为32719.5元,4至6岁孩子的养育费平均为31943元,7至12岁的为31226元,35%的父母认为“养孩子是沉重负担”;

二是机会成本,根据美国劳工国家统计局的国际数据,201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接近70%,处于世界最高之列,女性一旦生育,往往要付出几年的时间,很多女性不得不放弃相当的收入与职业晋升机会。

很多人认为放开生育会导致报复性增长,事实上华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热衷于生孩子。在没有生育限制的地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2012年的总和生育率,澳门分别为1.0、1.0与1.1,香港分别为1.1、1.2与1.3。而在美国,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华人平均生育子女数差不多是1.6,全美是2.1,白人是1.9。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现代社会,东亚地区会比其他社会更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也更高,这种高成本的付出,也会导致生育意愿的下降。

也有人认为,既然大城市的生育率低,农村人多生一些,生育率不就上去了。事实上,现在农村的生育意愿也并不强烈,根据梁建章的统计,2000年代的城市和农村生育意愿分别为1.39和1.79,外出务工者介于两者之间。三个数据都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必须抛弃“人口是负担”的错误观念了

中国人生育意愿如此之低,除了政策因素和经济因素,更重要的还有心理因素。

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党团员的公开信,指出,“人口过快增长大大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为粮食供应,就学就业增加困难,还会使能源、水源、森林等自然资源消耗过大,加重环境污染,使生产条件和人民生活环境变得很坏,很难改善。”这是中国人人口问题观念的分水岭,从“人多力量大”转为“人多是负担”。

在城市的长期一胎化政策下,人们已经把只生一个孩子当成常态,看到两个孩子的家庭会觉得不正常,看到三个孩子的家庭甚至会诧异。 “人多是负担”这个假设来自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认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粮食增长是按照算数级数,所以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地快过粮食增长速度,人口过剩会带来饥荒、战争、贫穷。这个假设从未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

然而,人类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人口并未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粮食也不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二战后,全世界人口是25亿,如今已超过75亿,但是全球人均的生活水平却大幅提高。

所以,要提高中国人的生育意愿,首先必须要抛弃“人口是负担”这个错误的观念。与此同时,还需要转而求助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的观念。否则,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前车之鉴已经表明,即使放开生育,仍有可能受到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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