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远高：凉山问题的根源和出路

8月4日，一纸“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引发众多关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贫困状态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大凉山地区缘何至今仍深陷赤贫状态，为何出现毒品泛滥、艾滋病流行、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不少学者、NGO组织都曾做过系统研究，但这篇题为《泪》的作为，却让部分人把矛头对向了这一地区的彝族人，以及拍照上传的NGO工作者。

笔名“耿直哥”的作者就声称“凉山州发展极差的地区，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些人固守传统恶习，拒绝现代文明，不思进取。这样的地方，国家每年投入巨大，结果却仍然扶不起来……”

这样的论调也引来了反击。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远高撰文表示，把大凉山贫困的原因归结为落后的传统和文化，是许多缺乏调查研究方法和理性思考能力的人容易做出的误判。“基于对凉山彝族乡村社会的长期调查分析，我们认为当地持续贫困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原因是教育的缺失和文化的边缘化。”

本身是大凉山彝族人的侯远高，从2001年开始就在大凉山地区进行有关毒品和艾滋病问题的研究，并逐渐从单纯的研究延伸到禁毒防艾和儿童救助的实际行动中。2005年，侯远高联合社会各界人士发起成立了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慈善公益组织和专业服务机构。

侯远高近日接受了凤凰网专访。在访问中，侯远高认为，凉山彝族陷入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过去几十年所推行发展模式造成的，同时也有历史、自然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要解决凉山面临的发展困境，一是要靠提升教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二是要建立和完善乡村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三是要支持彝族社会实现文化转型的目标。

以下是访谈内容：

凉山面临五大社会问题

凤凰网：这次“最悲伤作文”引发了对大凉山地区的广泛关注，大凉山究竟陷入了怎样的发展困境？

侯远高：凉山的问题和其他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问题相比，有共性，也有特殊性。总的来讲，凉山是中国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缩影，是中国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引发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焦点地区。

目前已经呈现出来的除了贫困以外，还包括毒品、艾滋病、青少年犯罪和人口不安全流动。这五个方面的问题，是凉山目前所面临的比较大的社会问题。

从贫困的角度讲，凉山确实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这是毋庸置疑的。我去过印度、南非、吉尔吉斯坦和美国印第安保留地，凉山比这些地方都要落后。当地深山区彝民的生存状况，确实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包括人畜混居等现象都还存在，这是外界难以理解的。

凉山彝族乡村发展陷入困境的第二特征是毒品、艾滋病、青少年犯罪、人口不安全流动等问题非常突出，以及由此造成的童工问题、孤儿问题等，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暴露出来，都让外界感到震惊。

凤凰网：造就这些社会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侯远高：导致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都是相同的：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文化综合协调发展的后果，是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密切关联的。

从政府的角度考量，过去几十年对乡村的欠账实在太多。包产到户以后，有近二十年时间，政府实际上已经从乡村撤出来了，国家对乡村的公共投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搞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导致乡民读不起书，看不起病的情况，在一段时间内非常严重。

在这二十年里，凉山乡村的大多数孩子不能读中学。因为乡村没有中学，很多县只有县城里有一所中学，而到县城读书，费用高，招生人数也少。而且，小学入学率低，失辍学率很高，即便小学毕业了，也因为教学质量太差，还是半文盲。

对于凉山地区的教育，我讲过一句得罪人的话：“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国民教育总体上是失败的”。“凉山过去几十年培养了两代彝族文盲，现在又在培养第三代彝族文盲”。因为，到目前为止，凉山彝族乡民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而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乡村学校教学质量极差，乡民看不到受教育的希望，造成了后续一系列社会问题。

现在情况稍有好转，最近这几年，政府加大了对凉山教育的投入，基本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乡村的入学率和升学率显著提高。但人口素质低的问题已经酿成恶果。

凉山问题的出现有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

凤凰网：对凉山彝族的歧视性言论，不仅是这次“最悲伤作文”后对彝族人生存态度的怀疑，也包括此前社会舆论认为彝族人多在城市中从事盗抢贩毒等犯罪活动，这种“偏见”是如何形成的？

侯远高：凉山的问题有深刻的历史因素，明清两代实行改土归流，不愿意接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少数民族都受到了残酷镇压。凉山是彝族最后拥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被称为“独立猡猡”。从清朝一直到民国，都在剿杀凉山彝族，想把彝族饿死困死在山上。几百年间凉山彝族和周边地区都处在战争状态，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歧视和偏见根深蒂固。凉山州及其周边地区的许多汉族到现在还把彝族称为“蛮子”。凉山彝族内部也形成了双重的价值标准，抢汉族、偷汉族是光荣、是英雄，但如果他们在村里偷东西就讨不到老婆。

解放后，民族关系得到全面改善，整个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彝汉关系非常好。那时候，没有人敢说不利用民族团结的话，敢做不利用民族团结的事情。但是，随着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人口流动所引发的利益冲突加剧，彝汉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外来文化的传播和交通、通讯状况的改善，凉山的封闭被打破，一些彝族年轻人，不愿意再按照父辈的方式生活，要“走出大凉山”，去城市寻找发展机会。另外，现代商品进来后，打破了原有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农民的生活开始货币化和商品化。比如过去抽自己种的兰花烟，现在抽纸烟；过去喝自己酿的土酒，现在要买啤酒白酒；过去用煤油灯，现在要用电；过去读书看病不要钱，现在成为家庭最大的经济负担。这一系列的变化，就逼得每个彝族男人都要去挣钱，进城谋生的人自然越来越多。

但从80年代末到2005年，东部出现民工荒之前，彝族农村进入城市的这些剩余劳动力，是找不到正当职业的，没人愿意雇用他们。他们不懂汉语，没有技术，爱喝酒，爱抱团，纪律性差。在劳动力市场完全没有竞争力。只要能够雇佣到汉族农民工，老板绝不会用彝族。

所以早期进入城市的这一批农村彝族青少年，在城市里没有生计来源，赚不到钱，才开始逐渐参与犯罪，依靠非正当收入谋生。而这一时期正是海洛因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横穿大凉山的成昆铁路成为金三角毒品流向中国内地的运输通道。这些彝族盲流很快就发现贩毒在城市里是来钱最快的，那些毒枭也发现利用彝族人从事毒品零售有机可乘。

凤凰网：早期进城的彝族青年从事盗抢、贩毒等活动，除了造成了人们对凉山彝族的偏见以外，对后来凉山地区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是否有直接的影响？

侯远高：早期进入城市的彝族青少年，他们不光贩毒，还自己吸毒。因为他们始终是城市的边缘人群，融不进城市社会，被歧视，受排斥，心理压力很大，没有尊严的活着，看不到任何希望。而海洛因对这些看不到未来的人来说，是最好的东西。使他们能够排解内心的压力，忍受现实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平。

更要命的是，他们不仅自己吸毒贩毒，还把毒品带回了大凉山。由于对毒品的伤害缺乏认识，他们最初是把海洛因当成好烟好酒一样的东西，与人分享，于是村子里面的人就开始吸开了。尤其是交通沿线、县城周边的彝族村寨，几年时间就流行起来。但高山村寨的情况则好很多。大多数村寨吸毒上瘾的人并不多。

在毒品高流行的乡村，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冲击，本来交通沿线、城市周边村寨的经济状况比高山彝寨的条件要好很多，甚至已经摆脱了贫困。但只要家里有一个人吸毒，全家的财产很快就会败光。而且，吸毒者用不了几年就会面临死亡，破碎的家庭越来越多，孤儿和失去父母依靠的儿童也就有增无减。90年代后期，农村的鳏寡孤独数量急剧增长，确实与毒品有直接的关系。那个时间海洛因价格也不贵，1克200-300元，1克分成20-30包，10元就可以吸食或注射一次。

凤凰网：您刚提到2005年以前，凉山彝族农村青少年在城市没有机会。那么，2005年以后，是不是外出打工找到工作的机会增加了很多？为什么打工也没有缓解凉山的贫困状态？

侯远高：2005年前后，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很快中部和西部城市也出现了民工荒，工厂实在招不到汉族工人，才开始到少数民族地区招工。彝族乡民总算盼来了就业机会，乡村开始出现空巢化，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但残酷的现实是，仍然是因为教育的缺失和文化的障碍，不懂汉语、不识汉字，连坐火车、住旅馆都有困难的彝族农民，怎么出去打工呢？很快，凉山出现了一个“包工头”群体，他们把彝族农民一批一批的带出去打工。而彝族农民工也就沦为他们赚钱的工具，带工剥削问题非常严重。

目前，几十万凉山彝族农民工都处在不安全、不稳定的流动状态。他们在外面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拿的是最低的报酬，中间又有带工剥削。他们有的在山西挖煤炭，有的在新疆采棉花，有的在东莞的流水线上，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安全保障。伤残事故和劳务纠纷不断。许多人挣的钱还不够自己在城市的花费。真正能够赚到钱，把钱带回家的人不多。相反还可能增加家里的负担，在外面回不来了，家里还得把牛羊卖了寄钱让他们回家。如果他们在外面伤残或得病，还要回家治疗，靠家人照顾。

现有的扶贫模式不能解决凉山的贫困问题

凤凰网：最近几年，政府加大了在扶贫、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这些措施是否有助于减缓本地区的贫困？

侯远高：过去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年也就2-3个亿的扶贫资金，这几年加大到了每年20-30亿，是有大幅增长，但实施的仍然是工程式扶贫，主要用于弥补过去几十年硬件建设的不足。比如给农民修房子，每年资助一批农户改善居住条件。但要把全部农户的房子修完，估计还需要10年。而且只给农户两万五千元的建房补助，贫困户又没有多少自有资金的投入，修出来的房子很多都不符合建筑安全的标准。有的地方把彝家新寨的房子建在河滩上，一场洪水下来，什么都没有留下。

问题在于光从硬件上投入，改善发展条件和生活条件还远远不够。人口素质没有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很低，现代农业产业做不起来还是不解决问题。应该从“人”身上下功夫，能力建设、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培育、人力资源开发、有机农业、文化生态旅游业，把这些做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把扶贫与乡村治理、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结合起来，制定乡村社区发展整体规划，整合配置资源。不能像现在一样，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现在开始讲要“精准扶贫”，直接针对农户提供帮扶。这样做不是不可以，关键是谁去做精准扶贫？习惯了自上而下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做事，不知道参与式扶贫为何物的扶贫工作队去做，可能不行啊。

另外，虽然现在农村有低保，有粮食补贴，孤儿和失依儿童有生活补贴，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为什么凉山乡村儿童的生存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呢？因为，单靠钱就能够解决的就不是真问题。问题在于有没有人在为儿童的权益保护承担责任？有没有人为脆弱人群提供专业化的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现在每个乡只有一名民政助理员，他的工作只是按照村干部报上来的名单发钱，不管这个人是否应该享受政府救助，不去评估救助资金使用的情况，不去检查监护人是否履行了抚养义务，不管是否新增加了生活困难的人员。况且，还有许多脆弱人群没有纳入政府救助的范围，比如服刑人员子女、单亲家庭孩子、留守儿童等等。因此，现在乡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体系是不完善、不规范的。整个基层政权组织的职能还是以管理为导向，不是以服务为导向。

凤凰网：不少NGO组织也在凉山地区从事扶贫帮扶工作，有无相关经验可供政府扶贫借鉴？

侯远高：目前有一种论调，认为慈善资源进入凉山是饮鸩止渴，把当地人养懒了。但真实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目前在凉山做公益项目的NGO和企业，有上百家，凉山本土慈善公益组织，包括志愿者组织，也有几十家。这些组织除个别是做发钱发物的救济工作外，大多数在做乡村教育、助学、支教、医疗、禁毒防艾教育和扶贫创新，都是以能力建设和赋权为核心，这些工作是在把人养懒吗？那些蓄意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人，其心可诛。

事实上，NGO在凉山已经探索出许多有效解决贫困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方法。比如国际小母牛组织，通过扶持贫困户发展家庭养殖业，增收效益明显；中华红丝带基金的“母婴平安包项目”，大幅提高了住院分娩率；我们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探索的儿童综合救助模式和艾滋病宣传教育模式，成效显著。遗憾的是，NGO的资源有限，不能在在全凉山推广应用这些成功经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对公民社会做出的这些努力置若罔闻？

确实，有的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捐赠活动，我们也很反感。他们靠在网上发彝族儿童肮脏困苦的照片，博取人们的同情来筹款和募集物资。这种做法起码是对这些儿童的不尊重，也助推了对凉山彝族的污名化。不从教育做起、不从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做起、不从知识的传播做起，单纯的物质救助，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只会造成依赖。

凉山彝族仍需主动适应现代社会

凤凰网：同样是彝族聚居区，为什么云南宁蒗等地区，并未出现像凉山地区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

侯远高：实际上，在凉山州内部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凉山周边地区的彝族村寨，他们与汉族相邻生活了几百年，文化已经调适过来了，和外面的文化冲突和社会矛盾没那么大。重视教育，会精耕细作，气候和交通条件也比高山好很多，与内地发展差距不大，社会问题就没有那么多。而在彝族高度聚居的凉山腹心地区，过去和汉文化没有多少交集，处在封闭隔绝的状况和自然变迁的过程中，突然面对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特别是要到完全陌生的城市谋生，文化反差太大，感到茫然和无助。加上他们在城市不断遭受就业歧视和社会排斥，而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引发社会冲突和行为扭曲不可避免。

因此，彝族人是被全球化、现代化裹挟进所谓“发展”中来的，是完全被动，丧失了主体性的。我们完全忽略掉这些因素来评价他们的文化和行为，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不道德的。稍微有一点人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评价其它民族的文化，就是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所有做发展援助的人都知道，尊重被发展对象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是最基本的原则。过去，西方人也骂中国人懒，不讲卫生，是东亚病夫。现在主流社会也开始这样指责少数民族，这是在撕裂国家，分化国民，是政治不正确的典型表现。

另外，很少有人注意到，凉山是中国自然资源最富集的地方，单单水利资源凉山就占了全国的16%。国家和企业在这里大力开发自然资源，砍光了原始森林，阻断了河流，破坏了山体，污染了空气和水，却没有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反贫困是世界性的难题，需要做出长期不懈的努力。我的中学老师，当过凉山州州长的马开明先生给我说过，要解决凉山的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让彝族人完全不能接受的是，目前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以牺牲民族文化为代价的。现在彝族乡村文化断层的现象相当严重。

现代社会对少数民族来说很残酷。如果你没有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就不能融入主流社会，就没有任何发展机会。可是要让每个彝族孩子都能够受到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国家投入的教育资源远远不够，再过100年都不可能。就是说我们想被你同化，也同化不了。城市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学到大学都还没学好。让少数民族学汉语就那么容易吗？再者，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彝族人还有自己的情感归属、思想源泉和精神家园吗？

凤凰网：有没有可能通过自己内部的文化再造，通过文化的更新去实现这个社会的现代化？

侯远高：是的。彝族人现在在做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方面是要全力发展教育，让彝族孩子无论如何要学好汉文化。能够普及乡村幼儿教育，从幼儿开始接受汉文化就更好。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倡导文化自觉意识，探索不以牺牲彝族文化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实现彝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我们在努力建立以彝族语言和文字为载体的现代知识和信息传播平台，在充分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创新彝族文化。新的彝族音乐，新的彝族文学，新的彝族建筑，母语戏剧、电影和电视，甚至有人在做彝族动漫。我们也在做彝族文化进校园的工作，争取在彝族地区的学校实施彝汉双文化教育，把学校也办成传承彝族文化的阵地。

凤凰网：现在的一些流行文化里的彝族元素，比如流行音乐领域的杰出彝族人，对彝族的文化再造有何意义？

侯远高：他们可以说是适应现代社会，实现彝族文化转型最成功的一个范例。但你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彝族青年走上音乐这条道路吗？这是因为彝族青少年向上流动的机会实在太少。如果不能读大学，音乐可能是他们进入城市之后唯一可以不丧失尊严的一种活法，是他们自己闯出的一条既能融入主流社会又能够保持民族性的自强之路。

（凤凰网/谭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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