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经济转型靠的不是周小川

中国经济转型靠的是柳传志这样的人,而不是靠周小川,不是靠利率、靠宏观政策的宽松能做得到的;靠的是自由、法治带来的稳定预期,靠的是让企业家自己做判断、让企业家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张维迎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0次季度报告会十周年专场发表演讲表示,中国的转型靠的是柳传志这样的人,而不是靠周小川,不是靠利率、靠宏观政策的宽松能做得到的。

他是在指出凯恩斯政策的理论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之后做出如此推断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完全没有考虑企业家的作用。而真正的增长理论是企业家如何创造和创新的理论。

他还批评了政府的产业政策,“我们没有办法假定坐在办公室的人知道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什么是新的技术,什么是新的产品。”以中国最近几年的例子(光伏、动漫)指出,政府做了哪个产业,哪个产业一定出问题。他指出应该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让企业家自己做判断,让企业家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张维迎教授还指出,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一定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技术、老企业的过程。但如果我们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使每个企业家的东西都能卖出去的时候,就一定会延缓和阻碍这个淘汰的过程,然后就不断的复制出新的产能过剩来。

而中国经济从套利向创新的转型特别需要发挥企业家的持续创新精神。所以要告别新古典经济学,告别凯恩斯经济学。中国经济转型靠的是柳传志这样的人,而不是靠周小川,不是靠利率、靠宏观政策的宽松能做得到的;靠的是自由、法治带来的稳定预期,靠的是让企业家自己做判断、让企业家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关心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它的转型。这里边讨论最多的问题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投资、消费等等,还有产业政策。

在我看来在讨论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受两种理论模式主导。这两种理论模式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第一种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就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产出的GDP来自三方面的因素,资本、劳动、技术。如果我们算一个增长率的话,增长率是等于技术进步率或者叫做全要素增长率,再加上劳动增长率,根据它们每一项,都由GDP的弹性而定。这个理论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增长机制。比如说资本积累,谁来进行资本积累?没有。尽管现在我们讲的内生增长理论,不像新古典理论一样当做一种外生的,而是当做一种自我强化的过程,但是仍然没有解释这个技术进步是怎么带来的,这个理论也没有任何结构问题,谈的也是一个总量的增长,而不涉及到一个产业结构的变化。

按这个理论接下来我们就会有一些政策的诉求,比如说第一个诉求是资本积累是最重要,一个国家要增长,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固定资产的投资。

第二,这个投资可能需要政府来做,特别是在落后国家,更需要政府来替代企业家进行投资。从五十年代开始,这可以说是好多计划经济国家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甚至在今天,在我们国家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早是为了应对经济波动的,可以说是一个短期的宏观政策。现在在我们中国,甚至说在全世界,变成了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或者是长期的经济学。像我们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或者现在的十三五规划,基本思想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关的。投资有什么变化,消费怎么变化,出口怎么变化,这就变成了一个三驾马的。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呢?增长就是怎么推动总需求的增长,要不就是投资,要不就是消费,要不就是出口。如果经济要转型的话,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靠投资拉动,出口拉动,就是从投资拉动,出口拉动,转向为消费拉动,就是我们怎么刺激消费的问题。

这个理论我曾多次讲过,它错的离谱。但仍然是我们制订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为什么错的离谱,因为它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按照新古典理论投资是为什么?是为了未来生产能力的提高。我们把我们收入的一部分不用于今天的消费,而用于投资。这样未来我们有更高的收入。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所以任何投资都可以增加总需求,所以大家会明白为什么中国的浪费型投资这么多。再比如说消费,消费本来是目的,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消费已经是手段了。我们为什么要刺激消费,要不然达不到8%的增长速度。还有贸易的问题,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出口大于进口,贸易对GDP的贡献才是正的。所以你可以查一下中国三驾马车的贡献。如果这个国家出口一亿,进口九千万,算一下是正的。如果出口一万亿,但是进口一万零一亿,那贸易对GDP的贡献就是负的。所以在危机的时候好多国家限制进口,想办法推动出口,这是一厢情愿的事。

这个理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他假定经济是由一个单一产品组成的,这个产品就叫GDP。所以可以任意加,比如说50的投资加上80的消费,就是130。如果投资从50变成30了,那我们消费能增加,完全就是一样的。因为只有一个总量,只有一个产品。

学过经济学都知道基本的收支流是这样的,从家庭、企业,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当然你可以加入一个政府。

这些理论都有非常大的误导。我们基于这样的理论制订政策,其实从长远来看它的负面效果大于正面效果。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理论来理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增长,甚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和增长?我有一个看法,任何一个经济发展理论它必须是一个研究企业家如何创造和创新的理论。

几年前我就总结了一个,我叫它亚当斯密—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模型。和我刚才讲的新古典模型很不一样。这个模型我总结在这里面,很容易记,那我们对经济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简单来说,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的发展源泉就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这个来自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就是不断的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每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来。而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分工,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创新就越多,新的产品也就越多。而分工受制于市场,特别是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创新越多,然后经济就越发展。而经济发展之后,我们有了新的财富,这些财富本身增加了市场的规模,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就是这样不断的来进步。

亚当斯密本人他没有能够研究推动这个链条运动的人的因素,我加进去了,就是企业家。这也是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里面提出的观点。无论是技术分工还是市场都是靠企业家,企业家精神。

市场本身不是自然的存在的,市场是需要企业家开发的,没有企业家的时候是没有市场的。大家都用微信,没有马化腾就没有微信。我们用苹果的好多产品,没有乔布斯,没有企业家精神,那些东西也都没有。也就是说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开发的。

那分工,其实我们看企业家每一个创新,就是创造一个新的分工。比尔盖茨就是最典型的,他创造了一个软件产业。我们知道现在几乎每一个新的企业家,最伟大的企业家,他们都是创造新的产业的企业家。也就是延长了分工链条。熊彼特研究的企业家的主要功能就是创新。

新的财富怎么变成市场?也是靠企业家。我们现在说的产能过剩是什么意思?就是企业家并没有把这个财富变成新的市场,不是说我们人类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而是没有这些企业家创造出新的市场。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市场上看都是以前的东西,那大家就不愿意买了,这样就导致了经济短期内出现停滞。

在这样一个发现市场、创造分工、技术创新、甚至新的财富变成市场的过程当中,企业家也会犯错误。但是我们总发现有那么一些企业家,他比别人的判断力更强。这样的话我们看经济,既使是在市场保护情况下,停滞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又出现了,带来一个新增长的高潮。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市场上70%到80%的企业家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20%到30%的企业家他们判断错了,所以他们破产了。但是有时候出现一个问题,甚至100%的企业家都发现判断错了,出问题了,产品卖不出去,没有利润,破产了。这就是经济危机。

所谓经济危机从这个意义上就是大部分企业家发现自己的决策都错了。只有少数企业家判断错了,就不能是经济危机。

为什么人类当中最聪明的这些人都错了呢?这就是奥地利学派给的一个解释,他们受到了货币政策的误导。政府用货币政策,特别是低利率来刺激经济的时候,使得企业家接收的决策信号发生了偏差。本来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资,但是利率很低的时候,企业家就会判断,我们要增加更多的投资,那结果最后就导致了危机。

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其实要回到哈耶克三角。这个三角跟我刚才讲的凯恩斯主义依赖的GDP不一样。它是一个结构的问题。我们一个生产是从上游,中游到下游,每一个环节都是企业家。企业家创造的是不断延长的生产链条,这就是我们分工的含义。原来我们做一个产品一个人就行了,现在我们任何一个产品,包括手机,可能是全世界的人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说是他做的,尽管这个牌子可能是三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每一个环节上企业家都在动脑子。但如果政府给一个错误的信号,我们应该延长这个生产链条,出现了大量的投资,这个大量投资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最后发现这个投资没有经济价值,这时候再要扭转的话已经没法了,就出现了危机。所以我们经常说,钱太少了。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为什么钱少?是钱太多的原因,钱多一定导致钱少。如果你去调查一下的话,企业家会告诉你,这是非常多的。温州很缺钱,2008年的时候他们每个银行都找企业贷款,结果资金沉淀在了那些本来没有任何潜在价值的项目上,所以最后也就不可能去还贷。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宏观问题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问题,是一个结构的问题。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就是货币在奥地利学派不是中性的,是非中性的。因为货币随手你拿到,就会影响投资结构,就会影响分配结构。可能过了若干年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扭曲了生产、分配和消费。中国政府2009年拿那么多钱的时候,钱都流到国有企业手里边了,所以就导致整个结构的扭曲。

我没有时间进一步讲市场的调整过程。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市场是一个过程,任何的调整都需要时间,无论是创新还是新分工的形成。出现危机之后,同样也需要调整的过程。这个调整的过程主体就是企业家,大部分企业家犯错,当他们认识到错误的时候有些人一定会倒霉,有些人活下来,有些人活不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新的企业家,经济会走向一个新的增长。

我总结一下企业家在市场过程当中究竟做了什么?其实就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发现不均衡。经济学家知道,如果一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的话是没有利润的,所有的收入都变成成本。什么时候能赚钱呢?只有经济处于不均衡的状况。这样的话,销售产品得到的收入就大于你支付的要素的价格和其他原材料的成本,然后你有利润。尽管经济学聚焦于经济的均衡,但企业家却是发现不均衡,然后利用这个机会赚钱,最后使得经济逐步趋向于均衡,然后利润就没有了。没有利润之后,那企业家还怎么赚钱呢?那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创新,创新就是打破均衡,或者说创造不均衡,或者说创造新的潜在的均衡点。好比说他通过创新生产出跟原来不同的产品。这两个比较,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当我们看到计算机市场饱和的时候,计算机行业不赚钱,他的那点利润就是机会成本,可能还不如他的钱贷出去或者放在银行。这时候有两种思维,一种思维就是像我们的需求的刺激,我们不能让一个人买一台计算机,要买两台,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另一种就是企业家的方式,好比苹果公司,他不是生产原来的计算机,而是Ipad,创造了新的市场,也就打破了整个计算机市场的均衡。现实中这两个功能总是交织在一块的。

接受这个理论,我们再分析一下中国企业家面临的问题,或者整个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

大致是这样的。过去30多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靠套利来赚钱,中国的经济也是靠企业家的套利发展的。我们在计划经济下创造了太多的不均衡,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在短缺。那时候你只有胆子大,办一个企业就赚钱了,因为整个市场全在不均衡状态。30年过去之后,我们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套利和模仿的空间越来越小。下一步中国经济究竟怎么发展,就要靠转到另外一类的企业家,或者是另外一种企业家功能,主要靠创新。这个我想我们基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

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不仅是宏观的问题,也是一个微观的问题。对每一个今天再要办企业的人来讲,不要再希望按过去那种套利的方式发财,一定要比别人做得更好,你降低成本的创新,和增加价值的创新,可能有剧烈的颠覆性,但也可能有借鉴性的,无论哪一类你总是要做的。

创新对企业来讲是什么?创新就是一个想法而已,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然后你有办法把这个想法变成市场上消费者愿意买单的时候,你就成功了,反之就失败了。我只是一个想法,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想法是大部分人都不明白的,不懂得。所以你看伟大的企业家一开始的时候找钱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不理解,马化腾差点把他的公司股份的50%都卖出去了,他找了很多人不愿意投,只有南非的公司愿意投。所以这就是一个想法的独特性。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点,所有重大的特别是重大创新性的想法就是极少数人能够想象到的,而不是大部分人能想象到的。

我们人类过去200多年的经济增长,就是企业家不断的创造出新的产品,不断的形成新的分工链条。我们人类消费的总量,200多年前,按照零售商划分的规格,只有100种到1000种之间。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大部分人一辈子用的产品可能就几十种。而今天人类的产品达到10的8-10次方,而且我们消费的绝大部分东西都是原来没有的,即使原来有的,我们今天消费的也跟它不一样。我们今天吃的土豆,跟200年前的土豆不一样,这些都是创新。

为什么创新这么难?这要牵扯到一个概念,我们叫不确定性。一般我们经济学缺乏分析,而且经常把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同起来。我要告诉大家,其实在1912年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经济学主任,他就写了一本书,严格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他认为风险可以量化,而不确定性是不能量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企业家的想法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大数据没有帮助创造比尔盖茨和马化腾。企业家面临的是另一种问题,企业家的决策不是靠数据可以分析得出来的,过去不能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我们想象一下,今天我们消费的产品,或者我们认识的主导产业,20年前谁能知道?30年前谁预知到?没有人。同样,未来20年、30年究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我看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就算他预测到,我们也不会相信,只有通过他打拼,他成功了,我们才知道。

由于存在着这样的不确定性和对一个想法的判断的难度这么大,所以我们需要企业家。如果企业家做的事是大部分能看到的,如果企业家是可以靠统计的数据或者过去的经验推出来的,我们就不需要企业家,我们只需要政府就可以了。但遗憾的是现实不是这样的。

这就要求企业家有一种特殊的素质。我在3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企业家问题。我总觉得他们是一类与众不同的、人类当中少有的一部分人,甚至说我们人类的整个发展全是企业家精神造成的。包括十万年前人们走出非洲的时候,最初走出非洲的人就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包括中国往海外移民的时候,也是企业家精神。所以这一类人对人类真的太重要了,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未来的感悟,对未来的判断力,是我们常人不具有的。

如果我讲得这些对的话,我们研究增长,研究转型最核心的就是能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发挥作用。如果你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的发挥作用,你制订的任何政策,其实都是于事无补的,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结构政策。

怎么样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发挥呢?其实就是四个字。首先就是自由,自由是创造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当然想象首先必须自由。另外就是法治,就是这个社会制度本身是有规则的。如果这个社会的规则过分的乱,任意的由当局者去操纵的话,那企业家精神就不会真正发挥出来。

有了自由和法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企业的制度环境就比较稳定,他对未来有一个预期。成功与否就取决于自己了。这个时候好多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就会跃跃欲试。这像经济学家强调特别多的,就是私有产权的保护。200年前亚当斯密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我认为他这个判断是对的。

前面说了企业家需要套利,也要创新。我要强调套利和创新的制度是不一样的。中国过去经济发展这么好,我们也并没有建起像华盛顿共识那种所谓很好的保护产权的制度,那不是说产权是不重要的。首先我们中国在过去,当然我们没有保护得那么好,但是我们比计划经济还是要好多了。农村地方现在还没有私有化,但包产到户总比人民公社好一些。套利对自由、产权、法治的敏感度小于创新对自由、产权的敏感度。套利对金融自由的敏感度也小于创新对金融自由的敏感度。

看一下例子。我们看看中国过去几十年最具创新力的企业,或者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有多少家是靠国内的资本发展起来的?没有一家。中国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我们几乎50%的收入都变成资本储蓄了,这些资本都没有用于中国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而我们是靠外国的资本发展起来的。中国最优秀的互联网公司,最大的股东全是外国资本,我们要感谢他们,没有他们不会有马云的阿里巴巴,不会有李彦宏的百度,也不会有马化腾的腾讯公司,这是需要我们真正反思的。

为什么创新比套利对这些制度更敏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来说明。在这个图中横坐标代表时间或者竞争的数量。套利就是一个市场非常不均衡的,你发现了不均衡,你生产了这个产品,你的产品价格非常高,而你雇佣劳动力成本非常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人模仿你进入这个市场,结果价格越来越低,要素成本越来越高,最后两者趋同了,达到均衡了,意味着利润就趋于零了。这个图就是套利的利润曲线。

而创新的利润曲线是这样的,一开始是不赚钱的,可能要投好多好多东西,都没人买他的东西,这时候产品还放不到市场上,所以他一定是先亏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量的互联网企业要融资,甚至说京东商城现在还不赚钱。但随着市场的扩大,创新的成功,他赚的钱就越来越多。到一定程度以后又有新的竞争者模仿他加入进去,又导致他的利润逐步下降。所以一个企业要持续的成功,就要不断的创新。就是这个意思。

你今天买这个东西,明天就可以卖出去赚钱的时候,产权真的可能不是特别的重要。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在农村,那样的制度也有人搞投机倒把。因为今天晚上出去买的,明天晚上就卖给人家了。但是我们知道创新需要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他没有办法那么做。如果他不能对未来有一个预期,没有人愿意承载这个成本,最后可能一无所获。

金融我刚才讲了,正是由于创新本身一开始不赚钱,所以他就特别依赖于自由的金融体制给他提供资金的支持。

十年前有一个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评论上有一个经验的研究。这个研究证明法律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不仅决定创新的速度,而且决定创新的努力的方向。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人们将只在那些有替代性保护手段的领域从事创新,比如说保密;另一类就是说可能这个产品本身淘汰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看到中国的好多企业要创新的话,他在设计上的创新可能花的时间非常多,但真正的深层技术创新就不用花时间,因为深层的创新更多的依赖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我们就可以在宏观经济中提出一些看法。一个看法就是产业政策。现在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政策,而且受到好多经济学家的赞扬,不仅是中国的,还有国外的。你问问国家发改委退休下来的官员,他认为也是失败的。所以国家发改委的内部官员都说不要搞产业政策。为什么失败?其实很简单,因为产业政策,政府的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这个假设是真的不成立的。我们没有办法假定坐在办公室的人知道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什么是新的技术,什么是新的产品。企业家跟专家也不一样,政府可能雇了一大堆专家证明这个技术有发展,但事后证明完全不行的。如果不信的话你看看我们科学院的创新工程搞成什么样子,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所以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点上政府是没有办法替代企业家的。如果一个国家用产业政策来指导企业家创新,这个创新一定会失败。这就是我们中国最近几年的例子。政府做了哪个产业,哪个产业一定出问题。比如说太阳能、动漫,我们正在搞大数据,全中国城市都在搞大数据,那你可以想想大数据是什么样的。同样企业家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的话,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其实最后你能看到的是拿到政府钱的人都在技术的寻租,好多政府对于高科技的补贴变成投资与高科技不相关的。而且我知道有一个例子是到法国买了葡萄酒庄园,这就是中国产业政策的后果。

同样宏观刺激政策,刚才黄益平教授讲了,反周期的。在我的判断里面,这个宏观政策有制造周期的能力。我还没有看到它有真正的反周期的能力。或者说制造周期的概率远高于反周期成功的概率,无论是从大危机,还是七八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这样的。当然了这个我刚才讲到,如果我们理解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的话,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

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一定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技术、老企业的过程。如果我们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使每个企业家的东西都能卖出去的时候,就一定会延缓和阻碍这个淘汰的过程,然后就不断的复制出新的产能过剩来。一定是有害于长期的经济经长的。

最后总结。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走出理论误区,我们要告别新古典增长理论,告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我们要拥抱我刚才总结的亚当斯密和熊彼特和奥地利学派。中国的转型靠的是柳传志这样的人,而不是靠周小川,不是靠利率,靠宏观政策的宽松能做得到的。我们应该坚定不移的废除政府的审批制度真正的解放企业家精神。我们建立宪政和法治,真正的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边,让企业家有一个稳定的制度预期。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为过去十多年里面蒙受冤假错案的企业家真正的平反,因为只有那样做,才能给企业家带来真正的信心。我们也应该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让企业家自己做判断,让企业家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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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张维迎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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