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儒林入晋一个月

山西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

在山西官场经历了半年（2月-8月）的动荡后，王儒林在9月伊始接替袁纯清出任山西省委书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中央反腐的势头往河南、山东等省份涌开，山西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但这位新任“一把手”如何重整腐败根深力厚的山西官场，仍颇受外界关注。

凤凰网根据公开资料梳理了王儒林履新山西一个月的足迹。《山西日报》的头版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九月里，王儒林共15次出现在报道中，10次谈及“反腐”，几乎每一次都提到“弊绝风清”。这个词出自北宋思想家周敦颐《拙赋》里的“上安下顺，弊绝风清”，由王儒林在9月1日的就职讲话中首次提出，随后成为山西的反腐基调。

在“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绝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的基本思路下，王儒林从整顿官员到调研吕梁、从召开省人大会议到政协会议、从会见晋商到国际专家，其入晋一个月的执政轨迹不仅与袁纯清有相似部分，还透露着从吉林沿袭下来的思维和作风。

为什么是王儒林？

现年61岁的王儒林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年轻时曾在共青团任职。履历显示，他大半生的从政之路都在吉林省，40多年间从露水河林业局团支部书记升到省委书记，属于本地成长型官员。

“低调、稳健、温和、一步一脚印”是外界给予王儒林最多的评价，而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数据的记忆力。据媒体报道，王儒林曾在会见河南某县级市代表团时，对该县的多个经济数据脱口而出，甚至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令在场人员目瞪口呆。

在吉林40多年，王儒林的行为一直中规中矩，很少成为舆论的焦点，唯一一次引人瞩目的细节是在2014年两会期间，他被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打断讲话。

当时王岐山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儒林做总结发言，据媒体报道，他的手上有一大沓稿子。王岐山当场要求“讲短点”，王儒林回答：“可能短不了。”这句话遭到王岐山的呵斥，“我刚才又没稿子，你怎么知道并事先打印出来那么多呢？这不是形式主义吗？你不用念了”。

在中央宣布王儒林接替袁纯清后，这个细节再次在坊间流传，引发“新任晋官与反腐高层不合”的揣测。《博客天下》在9月刊发的一篇报道指出，王岐山打断王儒林可能并不意味着对其不认可。一个可以证明此观点的数据是，自2013年中央巡视组对11个省市自治区开展巡视以来，仅吉林一省尚无副省级官员落马。王儒林的反腐政绩有目共睹。

就在王儒林赴任山西不久后，《新京报》曾援引专家的观点称，任职官员过往的工作经验与就任地区的发展需要是否契合，是中央选任省委书记时的主要考量。对于政商盘根错节的山西官场而言，由深谙基层的王儒林出任省委书记，有利于了解掌控基层实情，尽快展开工作。

首站调研为何选择吕梁？

与袁纯清2010年赴任山西后、用了近一个月跑遍近11市70县相似，对山西本地颇为陌生的王儒林也将下乡调研做为上任后的主要工作。但与袁纯清首站选择山西省会太原不同，王儒林选择了上一轮反腐的重灾区--吕梁。

9月16-19日，王儒林在4天内走访5个县区，16个调研点(包括7个村和社区)，两家工业企业，4个农业产业基地，两个革命纪念馆和一个科研单位。最后一天，他在吕梁召开调研考察座谈会，发表近1万字的讲话。

王儒林在吕梁调研

这位中规中矩的官员一开场就“吐露心声”：有的同志建议，吕梁情况复杂，第一站最好不去吕梁。我经过认真考虑，第一站还是要到吕梁来。在王儒林看来，吕梁市是腐败问题重灾区、是“不能回避的矛盾”。更重要的是，他看重吕梁的历史意义，它带有深厚的廉政文化。

公开资料显示，十八大后被查的7名山西省级官员中，有3名曾在吕梁工作（聂春玉、杜善学和白云），市级官员也有3人被查（丁雪峰、张中生、郑明珠）。王儒林在会上还透露，包括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在内的10多名企业主也被查，当地的政商腐败链条可见一斑。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里曾是“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的故乡，也是中共革命老区。

王儒林的调研行程试图复兴吕梁的廉政文化，他在兴县参观贺龙元帅雕像、在文水县造访刘胡兰纪念馆，途中提及习近平早前的言论，“对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王儒林在方山县还特地登门看望于氏后人，当得知于成龙墓冢曾两次被严重破坏时，他立即下令修复。

在那1万字的总结讲话中，王儒林用了大量数据回顾吕梁的革命史，诸如“红军东征时有3000人参军，抗战时期有5.4万人，解放战争时期有1.5万人，合计有7.2万人”的引用再次证明了这位严谨的官员对于数据的敏感。

4年前，袁纯清下基层调研是为其随后的发展政策做准备。4年后，同是新官上任的王儒林在吕梁之行中，虽然也关注诸如蔡家崖村饮水、住房、扶贫等民生问题，但其重心实际上放在了反腐问题上，他在讲话中就多次提及“重塑吕梁市委班子新形象”。

事实证明，“晋官难当”并非恐吓之言，这不仅是指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导致官员频遭问责，更是指向因贪腐而引发的官场震动。在经历一场官场震裂后，如何破解“晋官难当”的困境、整治腐败，仍是王儒林主政山西的当务之急。

反腐思路有何新意？

在主政吉林期间，王儒林就曾多次谈及反腐问题。这位中规中矩的书记善于提炼总结，偶尔还带有新意。

2014年两会期间，王儒林在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采访时就曾提到，吉林要深入推进“改革限权、依法确权、科学配权、阳光示权、全程控权”（“五权”）工作。两个月后，《中国纪检监察报》再次刊登对王儒林的采访，他在采访中介绍，吉林在落实中央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时细化为“四个机制”：领导责任机制、协调推进机制、考核追究机制、成果运用机制。

赴任山西后的第一场讲话，王儒林就提出口号式的反腐观点：正视问题不回避、惩治腐败不手软、反对“四风”不反弹，革弊立新、激浊扬清，努力开创山西弊绝风清的新局面。以“弊绝风清”勾勒山西的廉政蓝图，再次体现了王儒林在反腐问题上善于追古溯今的本领。

围绕着“优化政治生态、致力弊绝风清”的思路，山西各地随即提出许多反腐新措施。据《山西日报》28日报道，吕梁方山县将打造于成龙廉政文化教育基地，而运城垣曲县正将汽车保养的理念引入官员管理，探索实行“干部保养制”，对作风懒散的官员采取谈话提醒、学习锻炼等措施予以“保养”整顿。

事实上，对官员作风的整顿早在王儒林入晋第三天就开始了。3日晚，洪洞县委对兴唐寺乡9名在值班期间外出吃饭、参与酗酒滋事的官员做出处分决定，对这9名官员的调查得到了王儒林的严厉批示，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其在山西烧起的第一把火。

总体来说，从吉林到山西，王儒林的反腐思路紧跟中央反腐的新动向。今年8月，他在吉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曾特地指出“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落实好主体责任，关键看各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这一思路与中央自十八大后强调的“两个主体责任”达成一致。

人民网在9月24日的一篇文章认为，山西权力重组背后是呼之欲出的“政治新常态”。文章进一步解释，“新常态”一词由习近平提出，而“政治新常态”是指今后反腐将长期处于高压状态，进而使整个政治生态发生根本性变化。就在此文发表的前几天，王儒林就在吕梁座谈会上强调，要使党员适应“政治新常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山西的经济新常态是什么？

王儒林出席九月的晋商大会，与会者包括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

事实上，王儒林赴任山西后的挑战绝不仅仅是反腐，还有低迷的山西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山西省GDP增速仅为6.1%，低于全国平均增速1.3个百分点，位列倒数第三。而在年初当地两会上，当地官方设定的经济增速为9%。

公开报道显示，九月的太原召开了两场重要的经济性会议。一个是在月初召开的第二届晋商大会，这一会议始于2012年袁纯清当政时期，被寄予“招商引资入晋”的厚望。王儒林在会上称“在我心中，晋商分量很重”，他还首次提出要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突出调结构和转方式。另一个则是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借以探寻山西的低碳发展之路。

王儒林随后在多种场合强调山西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对于山西这样的资源性省份而言，适应较低经济增速的“新常态”尤为重要。这个煤矿大省在全省119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产煤，其发展因煤而兴，许多问题也因煤而生。

2010年袁纯清上任两个月后，提出了“以煤为基，以煤兴产，以煤兴业，多元发展”的发展方针，奠定其对山西转型的基本纲领，但随后的发展却证明，这一方针还是围绕煤炭资源在转圈。

目前王儒林尚未对其煤炭政策做出具体阐述，但其在2013年刊发的文章《吸取血的教训力推脱胎换骨》，或许透露着些许信号。这篇长达6000字的文章是王儒林在吉林煤炭安全会议上的讲稿，他指出，必须对吉林省的煤炭行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所有煤矿不改造、隐患不排除，就不能生产”。讲稿中，王儒林两次强调，“我们不能要带血的煤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