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说，“也许要许多年后，等情绪淡定了，我们才有可能真实地理解这个时期、理解这个人。”

■在请辞前一个月，董建华说，自己做了一份很孤单的工作，会很寂寞。

董建华特首向中央政府请辞3天后的3月13日，没有人怀疑，香港经济已经复苏了。这天香港天气薄阴，在商业区铜锣湾的商场里、街道上，人流摩肩接踵，几乎让人忘记了不到一年前，这个城市的零售业还在为生存而挣扎。巨幅广告牌上，谢霆锋注视着行色匆匆的路人，面孔已由稚嫩变得成熟。楼市的热闹让更多的人感到未来又充满了希望———一些楼盘的价格已经恢复到1997年金融风暴前的水平。在惊涛骇浪般的8年即将过去的当口，香港媒体铺天盖地地讨论着特首突然更迭的消息，市民却表现得非常平静。

某种程度上这是充满回忆与和解的几天，就连那些最反对董建华的人士，此时也一反常态地表现出对“董生”的理解。

13日中午，董建华位于半山的住宅嘉慧园却仿佛置身事外。附近没有行人，只有路旁停了两辆本港媒体的采访车，一位记者在车旁吃着快餐。入口处站着一位保安，代替了12日以前在这里站岗的多位警员。我们驶进大楼车库，被拒绝拍照。四周的安静，几乎让人难以想象，处在舆论中心的前任特首就住在这栋楼里。

在前夜，特首位于深水湾香岛道的别墅香岛小筑，现场所见也没有亮灯，车场也没有停泊任何车辆。

在香港的高地上凝望这座城市，董建华在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行政长官宣誓就职仪式上的致辞言犹在耳。当时他用并不特别擅长的粤语读出了亲笔撰写的句子：“今天，我们幸运地站立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从他的言谈中可以感觉到，父亲董浩云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刻。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总是说，要记住，你在香港，将来到国外去念书，要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一定要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觉得光荣，有机会你要帮国家、帮民族多做一点事情。如今他有机会———而且可以称得上是历史机遇———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了。

在那之前两年，美国《财富》杂志的封面文章的标题是“香港之死”，内容涉及大量港人移民海外现象、犯罪分子、法制与立法局选举制度等，认为香港前途暗淡。一般认为，该文代表了西方对香港回归后的普遍看法。

无人察觉的危险正在来临，在那11天前，坚决反对泰铢贬值的泰国财政部长辞职。曾在1990年代攻击过英国、意大利、墨西哥并获利颇丰的国际炒家，包括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正在急攻泰铢。

就是在这样的雨夜，中国政府庄严地收回了香港的主权，整条巨龙的光彩都映照着它口中的珍珠，而世界对这条巨龙的怀疑的重量，也都压在这颗珍珠上，甚至都压在了董建华身上。

“硬颈人”

在当时的“高地”上，董建华已年近60岁，依旧龙精虎猛，体健如牛，每天早上7点上班，深夜11点下班，因而在此后8年中博得了“7－11”的绰号。他的爱国爱港的热忱毋庸置疑，往日经历中跨越坎坷的能力也无可挑剔。同时，他的行为模式已经固定，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企业商圈而非政府机构。8月份禽流感突袭，香港人“杀鸡杀到手软”——共杀了100万只——接着就是新机场营运首日出现混乱局面。“谁都没应付过，没有相关经验。”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如今回忆说。这些仅仅是香港坎坷8年的伏笔。

7月2日，香港回归翌日，泰国被迫放弃与美元联系汇率制，泰铢贬值。董建华显然没有警觉到危机即将袭击香港，而在整个世界上，也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的序曲。

因此，当“八万五”建屋计划出笼时，赞成的声音多，反对的声音少。1997年10月，董建华在上任后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按照香港长远人口及住屋需求，每年兴建8.5万套住宅，作为长远的建屋目标。这一计划的前提是，香港的房子太贵了，普通阶层人士终其一生的收入也买不起一套住房。

1997年，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曾调查最低收入者居住的笼屋的状况，发现笼屋是社会问题的表征。与此同步，整个房地产行业衍生出的经济泡沫，也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对于金融风暴，整个香港都没有准备，”2005年3月12日下午，46岁的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回忆说，“风暴在泰国、韩国爆发时，我们还在忙着回归的事情，大家都不觉得那些国家的灾难也会落到香港。”

1997年，香港很可能是亚洲最成功的财经金融中心。公务员队伍廉洁高效，政府奉行明确、简单的税制，基建、银行及金融设施完善。人均GDP达到25000美元，在亚洲名列第2。外汇储备928亿美元，位居全球第3，它能够给予流通货币的支持，不仅是1倍或2倍，而是8倍之多。在那以前的20年中，世界各地先后经历过至少一次经济衰退，但是香港没有，始终像乐观的童子军一样大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