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占据心理优势如今感到惶惑不安

有人用“暖冬”来形容近来的中日关系，而日本人又恰恰喜欢将自己比作樱花。一旦冬去春来，樱花就会遍地盛开，如果遭遇“倒春寒”，就无法看到片片花海。两国关系如同变化的天气，对此最为敏感的是以樱花自居的日本百姓。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感到，尽管有些日本人对中国的发展表示担忧，但大多数日本人都希望中日友好。他们提到的最多的词是“邻国”和“友好”。

现实不断撞击着日本人

由于中日两国“近在咫尺”，交往颇多。因此，日本人现在对中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中日关系史的影响。

《环球时报》记者是1986年到日本留学的，当时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还很少。记者所在的大学与台湾关系密切，而且右翼倾向十分明显，全校几十个教授中，几乎无人订阅《朝日新闻》（因其立场偏左）。阅读教授的“自我介绍”，真令初来乍到的中国留学生感到紧张：不是以“海军大将”作为人生志愿的，就是蒋介石的至亲好友，要不就是达赖的日本代表。那个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东中野”也是这个大学法学部的教授。可是，在记者身着中山装，表情严肃地出席开学仪式之后，却有几位“老右”教授轮番请记者喝酒、吃饭。他们几乎都没去过中国，只有一些来自报刊的皮毛认识，在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生机勃勃之际，他们可能受到了震撼。请记者吃饭时，他们几乎一睌上都不停地问，并复印一些报道和照片向记者核实，因为记者当时已过“而立”之年，对国内的情况有些了解，于是就成了“业余政府发言人”兼观光代言人。见过一次，这些“老右”教授又约下次何时见，有的还留下话题，说好下次谈什么。这些教授后来都成了中国的常客，虽然并非人人符合“热爱中国”的标准，但至少具备了关注中国、客观务实的态度。有的人在校内特别开设了中国经济、中国企业改革等专题课程，有的退休后到中国大学或中专任教师。由此可见，中日民间特别是知识界通过相互了解，是可以消除一些误会的。

其实，在上千年的交往中，日本对中国一直秉承着虚心学习的态度。但近代50年的剧烈变化使日本人对中国从尊敬走向蔑视。1945年日本战败后，虽然从反省失败的角度对中国怀有歉意，但从心底里对中国只有歉疚，并无尊重。是朝鲜战争使日本人从根本上改变了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的看法，并且开始思考中国进步与强大的原因。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曾详细记述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日本战犯的心态变化。日本陆军第59师团长藤田茂等人被捕后一直很嚣张，拒不认罪。朝鲜战争开战仅两个月，志愿军就捷报频传，将美军赶回了“三八线”以南，藤田这些美军的手下败将如梦初醒。此后，中国人民仁至义尽的改造及关怀，更促使他们彻底改变了立场，成为终生为中日友好奔走的斗士。许多日本政界人士也正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强力推动对华关系的。1952年５月，宫腰喜助等３位日本政治家访问北京。此后，日本各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突破当时日本政府的禁令，纷纷到新中国访问，中日民间交往日益活跃。

再往后，中日关系经历了建交、蜜月、纠纷等复杂的发展过程。最近几年，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又处在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这里既有日本自身“走入战后、建设正常国家”的转型的需要，也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消极和积极因素的影响。从消极面来看，中国目前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与日本战后五六十年代的情况类似，有些日本人觉得中国在走日本40年前的路，再加上“中国崩溃论”等负面宣传和日本近来保守主义的膨胀，过去那种蔑视中国的情绪又有所抬头。相比之下，中国发展的积极面对日本冲击更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呈现出一个经济长周期高速成长的现实轨迹，而且围绕2008年奥运会，中国会出现一个5年至8年的“沸点型”高成长期，日本就是通过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后的“沸点型”高成长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日本人的这种复杂心态可想而知。如果这个高成长期能够平稳度过，中日关系及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会有新的变化，日本民族趋强的性格并未改变，问题是要使他们真心佩服，还应全方位展开旨在相互理解的友好活动——这是中日关系走上健康之路必不可少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