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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
鲁迅真的反对读中国书吗,回答只能是不。
他自己就是读中国书长大的,他的学问也是读中国书得来的。平日买书,也是买中国书多。且看一九二五年他的书账:
共买书七十八种。其中中文书写,所涉又是中国事的四十八种。日文书,包括译成中文的日本书,二十五种。英文书一种。以百分比来说,中国书占65%,外国书占35%。若考虑到外国书一种是一册,而中国书一种常是数十册,比如这一年他买的《别下斋丛书》一种就四十本,《佚存丛书》一种就三十本,中国书占的比例还要更高些。
买了书总要看,就是不看也要翻翻的,就是不翻也是备览的。
怎么能说他不看中国书呢?
自己这样执著地看中国书,怎么能劝青年“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
是不是他真的不给人开书目?
也不是。
有这样一件事,最能说明鲁迅是给人开书目的。许寿裳是鲁迅几十年不渝的好朋友,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吾乡风俗,儿子上学,必定替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做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长儿世瑛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二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286—287页)
经查,许世瑛一九一○年出生,一九三○年秋考入清华大学。
也就是说,在说了青年不必读中国书数年之后,他就开出书单了。
还要注意,许世瑛恰恰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和胡适开书目的对象是一个学校。
据此我们只能说,鲁迅是给人开书目的。只给自己的好朋友的儿子开,不给别人开,更不肯开给那些愿意学习国学的青年看。
这就不厚道了。
现在再来看,鲁迅给这位中文系的清华学生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书目。是不是全是些外国书?
下面是《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揭载的书目:
计有功宋人《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又有单行本。)
辛文房元人《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严可均《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
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全上古……隋诗》(排印本。)
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
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胡应麟明人《少室山房笔丛》(文雅书局本,亦有石
印本。)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
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世说新语》 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抱朴子外篇》 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
《论衡》 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今世说》 王(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不妨跟胡适和梁启超的书目比较一下,看有什么不同。《胡适文存》第二集中,载有胡适和梁启超的书目,细细对照,就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相同的。
鲁迅开的严可均《全上古……隋文》,全名应是《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没有“隋”文。胡适的书目里有此书。
鲁迅开的《全上古……隋诗》,是丁福保编的,胡适在“文学史之部”开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注明“丁福保编”,想来该是同一本书,只是书名稍异罢了。附带说一下,寒舍藏有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的《出版说明》中说,逯先生所依凭的是近人丁福保所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可见胡适开的书名是准确的,鲁迅开的书名只能说意思是明白的。不管全名叫什么,这本书里没有“隋”诗是真的。
吴荣光的《历代名人年谱》,胡适开的书目里有。
鲁迅开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胡适开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存目录》,只能说是一简一繁,不能说是两本书。梁启超开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胡适同。
鲁迅开的《世说新语》,梁启超开的书目里有。
鲁迅开的《论衡》,胡适开的书目里有,梁启超开的书目里也有。
鲁迅开的《抱朴子》,胡适开的书目里有,梁启超开的书目里也有。
也就是说,鲁迅开的书目,和胡梁二人开的书目,并无质的不同。公道地说,鲁迅开的书是很精辟的,针对性很强,很适合一个刚上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的阅读量。而胡适的确实是太滥了,若说是针对广大青年学生,还是梁启超的好些,量不是很大,针对性也还不偏。
在“青年必读书”应答中,我们只能说鲁迅的心态不是很正常,多多少少,有意气用事的成分。
这种事不能开了头,一开了头就没法收拾了。回过头来反省的可能很小,只会越来越往极端里走。没办法,人生就是这么复杂,这么微妙。
摘自《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
编辑:
徐会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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