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三级片可以继续拍”

刚开始许多电影人感觉失去了方向，后来我组团来了北京，得到的答案是一切维持原状

新京报：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电影人对回归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吴思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香港电影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香港电影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这个时候面对回归，其实不仅是电影人，全港人对前途都抱有一种怀疑态度，人心惶惶，对未来感到困惑甚至恐惧。对于电影人来说很多人都会担心是否会受到内地电影审查制度的诸多限制，感觉失去了方向，于是很多人都移民去了加拿大。

新京报：你当时作为香港电影导演公会会长等诸多权威机构的负责人，针对电影人的这些心态做了哪些工作？

吴思远：内地和香港对于回归做了很多宣传，但是仅靠口号是无法让港人真正体会一国两制的意义，在很多切实具体的问题上都需要有一个答案。当时我组织了香港电影代表团来到北京，与相关领导就很多具体层面进行了讨论。

比如问到审查制度的问题时，有人提出能否继续拍三级片，结果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一切维持原状，不但三级片可以拍，四级片也可以拍。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给予的支持。

经过这次沟通，港人感到很安心，并开始有了信心。

贰　“董建华接受了我的建议”

CEPA协议刚开始不包括电影工业，我与董建华特首几次会面争取，于是电影也被纳入其中

新京报：能否具体谈谈回归后对香港电影在政策上给予了哪些支持？

吴思远：香港经历金融风暴之后，经济发展处于低潮。当时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协议，是帮助香港经济复苏、实现两地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最初该协议是不包含电影工业的，因为电影不属于纯粹的商业产品。为此我同董建华特首几次会面争取，在多方努力下，终于在CEPA正式宣布实施的时候，把电影也纳入其中了。这个消息让香港电影界人士感到振奋。由此香港电影可以与国产电影享受同等的待遇，原来很严格的1：1合拍片比例开始放宽，允许有香港和内地两个电影版本，纯港产电影不再作为进口片进入内地电影市场（即不再占进口片配额），可以到内地投资、拍摄，港资可以成立公司、可在内地建电影院等等。这些措施都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电影的支持，在香港电影最困难的时候打了一针强心剂。

叁　“内地才是香港电影的最大市场”

十年低谷完全是因为自身；《功夫》、《伤城》等影片为挽救香港电影起到非常积极作用

新京报：但是回归的十年也是香港电影进入低谷的十年，对此你怎么看？

吴思远：香港电影进入低谷与回归没有关系，问题完全是出于自身。首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电影发展得太快，每年几百部的产量除了精品之外，不乏很多跟风的粗制滥造之作，创新的作品也越来越少，风格、题材都没有突破，留下了很多隐患。其次，当时香港电影的繁荣主要是由于海外市场的繁荣，但是近年来由于日韩、东南亚一带自身电影的崛起，再加上香港电影最大的市场———台湾电影市场的没落，使得港片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危机，开始走下坡路是必然。虽然近几年香港电影的年产量仅有几十部，不过我个人认为减产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香港电影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这样才会再次回升。

新京报：回归后两地电影人的合作日趋密切，这种合作对于彼此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吴思远：我是香港比较早与内地合拍电影的电影人之一，那时还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开拓的态度，没有想得太多。众所周知，功夫武侠片是香港电影最大的市场，但是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都会由于拍摄场景的不足而大打折扣。九十年代初一部《新龙门客栈》风靡一时，成功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片中的大漠场景。还有同期的《黄飞鸿》系列，很多场景都会让观众找到武侠的感觉。

这些影片都是与内地合拍、并在内地取景，为未来的两地合作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但是那时的合作主要的主创人员都还是香港人，内地实际参与拍摄的工作人员并不多。

回归之后，香港电影人已经逐渐意识到内地市场才是香港电影的最大市场，而且内地电影近年的迅速发展，两地电影人的合作已经越来越频繁。这种合作一方面是香港电影把较为成熟的工业化拍摄模式带入内地，另一方面内地的资源和人力也为合拍片带来了新的生机。

此外，香港电影的市场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内地电影已经开始越来越关注电影市场，近年来很多卖座的华语片如《功夫》、《霍元甲》、《伤城》、《门徒》等等影片都是两地电影人智慧的结晶，是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影片在内地的票房远远高于香港本土，在东南亚一带的海外销售成绩也很不错，为挽救香港电影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