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这场震灾期间，也曾出现过搞捐赠排行榜，指责万科公司老总吝啬，指责姚明吝啬，指责外国公司吝啬，乃至指责美国政府小气这样的不理智行为，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场灾难，一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精神在中国出现了。

美国《纽约时报》2008年5月19日文章《地震之后的中国人踊跃捐赠新得财富》看到，几十年一遇的致命灾难触发了前所未有的慈善热潮，特别是在新富和城市人当中。捐赠像潮水一样涌入，善款比中国去年全年募集到的都多。文章指出，对于一个政府曾包办福利的社会来说，这次的捐赠令人瞩目。尽管向数百万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援助主要还是由政府和军队提供。但这次，民众迅速组织自救，而不是坐等政府组织的救援工作。为地震募捐的银行帐号不断在网络日志和手机上闪烁。献血中心挤满了前来捐血的民众，已开始要求市民预先登记方能献血。一些意料之外的团体如美容业协会也公开要求自己数百万的会员进行捐赠。

英国《泰晤士报》5月19日文章《中国新的人民大军源源不断帮助抗灾》则描述了大地震催生中国志愿者大军现象。文章说，身上穿着印有“我爱中国”字样的短袖衫，他们把受伤人员从救护车上抬下来，他们开着自己的车把饮用水送给无家可归者。发生在中国的毁灭性地震催生出以前在这个国家不曾看到的一个现象:志愿者大军。

来自全国各地的卫生工作志愿者已成为救灾工作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北川就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戴着口罩在废墟上喷洒消毒剂。其他人等候在城边帮助疲惫不堪的人们艰难走出这个变成废墟的山谷。

在一个种植木耳的村庄，村民们都成了无家可归者。来自城里的私家车车队停了下来。穿着考究的城市居民向这些灾民分发瓶装水和饼干。他们大部分都是私营企业家———通过互联网联系后，决定做出一份贡献。通往震中的公路塞满了类似这样的车队。

加拿大《环球邮报》5月17日文章《地震之后，“意识震荡”冲击中国》也报道说，一家重庆汽车俱乐部的富有会员们拥有昂贵的奔驰越野车，他们通常习惯于驾着自己的豪华车兜风，享受周末的休闲游。但本周，他们往自己的越野车里装入一箱箱的药品和食物，驱车500公里到四川地震现场。近100名俱乐部会员急着赶往灾害地区，由20多辆车组成的车队为无家可归的幸存者送去救济物资。一名会员说:“我们想都没想。我们显然有责任帮助我们的兄弟姐妹。”

文章说，中国没有民间慈善或社区活动的传统，这次四川地震催生了一种显著变化:一种大规模的草根志愿者运动。一些分析家说，这可能是历史性时刻，初步显示这个帝王统治数千年的国家出现了广泛的公民社会。这种草根运动的到来正值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现在距离北京奥运会不到3个月时间，中国将敞开双手欢迎世界。

美国《纽约时报》5月20日一篇文章说，从5月12日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开始，中国政府派遣了士兵、武警和救援人员，开始了那种可以预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动员。但是，一种没有预见的动员在官方渠道以外发生了，产生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新闻媒体对地震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地震地区，捐款金额超过记录，这种民间反应非常惊人，而且是自发的。

心理医师郝林（音）瞒着妻子，跳上了一架飞往成都的飞机，借了一辆自行车，穿着短裤和平底便鞋在农村里穿梭。他有同伴。那是坐了满满一汽车的志愿者，他们带着很搭配的红色帽子，在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簸。成都一家私人企业的员工们正在清理沿途一个小镇。从全中国来的志愿者送来了食品、水和同情。36岁的郝先生跨坐在他的自行车上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现在，普通人知道怎么自己行动了。”在成都，救援志愿者组成了一个指挥机构，叫做“非政府组织救援行动”，负责协调30个组织。他们收集捐助，包括方便面、饼干、米饭、药物、衣物和床单。

此次公众感情的流露如此震撼，分析家们在辩论，这是否会产生一些影响，民间力量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空间。尽管珍视传统的人们在哀叹现代中国道德迷失，拥抱了物质主义，但是一场可能夺走5万生命的灾难拨出更深远的声响。“我们是念着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长大的，但是这场灾难才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善引发出来，”来自上海的41岁的投资者阿兰·邱说。

中国不缺乏公民精神

美国《时代》周刊5月22日文章《被唤醒的中国》报道说，虽然灾区的景象仿佛地狱，但是这种情形没有吓倒两位朋友，他们坐火车、坐汽车、最后步行来到这里帮助汶川地震的灾民。他们穿着印着“我爱（红心）中国”的T恤，坚定地走向了地震灾区的中心。从186英里（300公里）以外的自贡赶来的36岁中学物理老师吴广磊（音）说:“我们看到灾难的新闻后，决定要来帮助。”28岁的吴向平（音）是从北京一家广告公司请假后加入赈灾工作的，他说:“我们中国人越来越团结了。”“因为这次事件，国家的士气也高涨了。”他们这些简单的观察带着一种希望和自傲的感情，集中代表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过去两周里感悟到的一切。

百万千万的中国人排起长队，捐出钱、食品和衣物。数万人和两位吴先生那样请了假，离开他们的家人冲到灾区帮助他们的同胞。通往灾区的道路上挤满了私家车，上面挂着写着“抗震救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字样的条幅。交通无比拥挤，政府不得不封锁道路让一些志愿者回去。在一些受灾的市镇，捐来的衣服堆起足有两米高。几天之内，该国原来不习惯慈善事业的私人企业捐出的资金超过10亿美元，而且还在增长。

危机中的最重要一刻是5月19日下午2:28，地震后的整一周。全国停止了三分钟。交通停止，国旗半悬，各地的中国人流泪站立，为汶川大地震的遇难者默哀。这场全国性的悲情宣泄让人们不再相信中国缺乏公民精神这种观念。长期以来，学者们声称儒家理想只强调对家庭的义务，他们相信，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儒家理想已变异为这样一种国民心态:把对非亲属的贡献视作个人资源的浪费。

但是就在几周的时间里，中国不仅让人们看到，这里的人民不仅懂得如何哀悼，而且懂得如何给予。善款不仅仅来自私人企业和富人，很多捐款的人是穷人，他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成千上万的人做得更多。《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大约有20万志愿者从中国各地赶往地震灾区，提供食品、帐篷和医疗，他们的车队有时在四川省狭窄的山道上造成拥堵。私人的援助形式很多——从内蒙古运来的牛肉，从深圳运来的睡袋，从重庆运来的建筑材料，还有几百万瓶矿泉水和大量方便面。志愿者在政府救援工作没有到达的地方展开。国家媒体报道志愿者工作的热情与报道12万解放军和武警救援工作的热情一样大。

文章说，当然，当国家状况不再那么紧急时，中国将回归其熟悉的方式。但是有一种根本性的东西改变了。人们对普通中国人更有信心了，可以信任他们拥有建立一个更具美德的社会的能力和责任感、以及促使政府给予其权利这么做的意愿。例如，大多数志愿活动是都是第一次，很多人说，他们将来愿意为社区做更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