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障碍是指人格特征显著偏离正常，使患者形成了特有的行为模式，对环境适应不良，甚至与社会发生冲突，给自己或社会造成恶果。人格障碍有时与精神疾病有相似之处或易于发生精神疾病，但其本身尚非病态。有研究认为最低社会经济阶层的发生率较最高层大三倍；社会秩序混乱地区的发生率较安全地区的总发生率大三倍。分裂型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和攻击型人格障碍等，都是现实生活中较普遍的一种病态人格。对于患有人格障碍的人，如果能够在心理咨询师的指导下进行及时的心理治疗，并得到社会的关怀，大多数情况下，家庭及其生活中的矛盾能得以缓解，精神生活质量也会有较大的提高。据《诊断统计手册》》

23日发生在福建南平市的屠杀小学生的惨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创痛。不是我们不敢直面现实，而是实在不忍心再复述那疯狂的令人心悸的一幕。8个孩子，在转眼间大祸临头，与亲人阴阳相隔，留给亲人的，是痛失爱子、爱女的悲痛和绝望。这些遭受飞来横祸的家庭，如何能够从巨创中恢复过来，我们不知道。我们更不知道，这样的惨剧还会不会继续发生，而这，更是我们回避不了的追问。

惨剧发生后，媒体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作案凶手是一个叫郑民生的外科医生，是疑似精神病患者。确实，将屠刀惨无人道地刺向无辜的孩子，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能够做得出来的。但是，媒体的追踪报道指出，郑民生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即便在短时间内大脑短路，他也是一个有正常行为能力的人。这时候，纠缠于此，对于逝去的生命已经于事无补，而需要还原和反思的则是，在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一个原本可能正常的人，何至于做出这样非人的变态举动？

42岁的郑民生，因工作和婚姻的多重挫折，心态扭曲，故意杀人。这样简单的概括，显然不能洞悉他从一个正常的人沦为社会边缘人之后，心态失衡、畸变的复杂过程。需要指出的是，类似郑民生这样因心理失衡而疯狂地报复社会的，不是个案，去年发生在南京的公交车司机开车故意撞人也是一例。而今年2月发生的天津驾车恶意撞死10人案、去年底发生在北京大兴和湖南益阳的两起灭门案，其手段之残忍冷血，社会危害之剧烈，可谓令人发指，让我们难以置信。但它们却如此高频次地接连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在震惊之余，不能不痛定思痛。

在我看来，他们的人格扭曲、心理畸变，首先是与他们所受的教育相关。检视一下我们的教育，在注意应试教育以及进行一定的宏大叙事教育的时候，在人格和情商培养方面，是存在严重缺失的。其次，缺少一个性格缓冲和心理疏导的社团组织。如果人在单位之中，在一定的情境下，还可以通过交流来缓释一下心理的紧张和对立。一旦游离于“单位”之外，特别是被社会边缘化之后，很可能会造成心理扭曲而不能自拔。其三，社会上不良信息的刺激和影响，让本就存在心智问题的人，容易走向极端。诸如恐怖和犯罪影视剧的泛滥，暴力、偏激的电脑游戏的刺激，都会对人格存在缺陷的心理机制产生诱导；其四，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少一个有力的社会纽带的维系，一旦出现问题而自身又难以调适，矛盾可能因为一时的应激不当而被激化；其五，缺少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期冀和信仰等等。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由于利益调整，社会矛盾凸显，有相当一些人被抛出了社会的正常轨道，沦为别人眼里“可有可无”的边缘人，他们中有人格障碍的人常把挫折的原因归咎于他人或推诿给客观等，产生“家庭不关心，政府不关爱，社会不关怀”的偏执情绪。据报道，郑民生在与原单位领导产生矛盾后辞职，频频就业受挫，自己想开个体诊所又拿不到卫生局批文，加上连续恋爱不成，与母兄挤住在一起，境况窘迫，尊严尽失。如果他们缺少心理的调适能力，社会又没有一个周到、有效的心理干预机制和生活救济机制，一旦心理出现畸变，行为失控，将是非常可怕的定时炸弹。而这样偏执型、分裂型人格障碍的人在目前并不鲜见。

应该说，党和政府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政府不能包办一切。当在一些地方出现公平失序、正义失范的时候，一些弱势群体中的边缘人因为缺少与外界必要的精神交流和精神抚慰，则可能产生一些偏激情绪。如果我们的社会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他们的精神压力缺少一个释放的途径的话，则这种偏激情绪有可能化为失控的行动。因此，如何给他们以一定的心理干预，让他们建立心理缓冲区，把一些可能走向危险边缘的人用关爱和尊重拉回来，则是当务之急。

所有人，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分子，哪怕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是社会的异类。一个文明社会，不可能用隔离和防范将他们置于我们认为安全的地带。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对别人给予起码的尊重，对弱势者给予必要的援手，有时候，很可能一个不经意的善举，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同时，也可能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南平血案，我们不是旁边者，我们都是受害者。郑民生是十恶不赦的凶手，社会冷漠是最大的帮凶。一方面我们要强烈谴责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要反思血案背后的社会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