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生活2010006期封面

8亿人的求医路

虎年春节前夕，《法律与生活》记者带着同一采访任务——探访“新农合”——回家过年。因为，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在2010年，“新农合”阳光要照耀到每个农村群众身上。

在四川、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地，我们聆听了“新农合”已覆盖至8.3亿农村群众的福音，也感受到了这个饱受疾病困扰的庞大群体求医路上的辛酸。

求医路上那“10万元”

本刊记者/李秀平

2010年春节前夕，14岁的张丽在北京同仁医院做了角膜移植手术。

几年前，这个酷爱读书的女孩，不明原因患了一种后果是“双目失明”的可怕眼病。第一次来同仁医院看病时，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角膜移植”。移植的费用，被张丽的母亲段先萍听成了“10万多元”。

张家世代居住在我的家乡山西省武乡县。10万元，对这个贫困山区一户年收入仅3000多元的农家，实在是个天文数字。带着“去哪里借10万块钱”的忧愁回乡后，有人给一筹莫展的张丽家人出主意:“找记者报道一下，说不定有好心人捐款。”在北京做记者的我，就此纳入了他们的视线，我也因而有机会记录一个贫困女童的艰难求医路。

贫困女童的求医路

段先萍再次带女儿来京求医，是在北京奥运前夕。

这次，这个没上过一天学的女子，因非常想给孩子抓住这次手术机会，说了一句令医生惊诧不已的话:“把我的眼‘挖’一只给我闺女按上吧。”在听了医生“不能这样做”的一番解释后，这位无助的母亲拨通了我的电话。

在向当地的学校和村庄核实了段说的是实情后，我做了一些宣传努力，但因媒体都忙于奥运宣传而未果。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淡忘了此事。

2009年年初的一天，段先萍带女儿来同仁医院“排手术时间”。她在电话中叫我“姐姐”，问报道的事情怎么样了。我因惭愧，一时竟不知如何措辞。此前不久，白血病患儿李瑞因在天津火车站幸遇温总理而获得救治，这让段先萍的心中再次燃起对我这个“记者”的期望。

那天，我请无私地在京城给张丽母女提供吃住行、翻译和向导等帮助的打工青年小曹，把她们带来与我见面。13岁的张丽，瘦小得如同京城10岁的孩子。我问她想不想去看天安门，她先是吃惊，后又欢欣地点了点头。同仁医院与天安门虽近在咫尺，因为想省下每一分钱，几次到京，张丽母女未去过任何景点。而我担心自己无法达成一位母亲寄托于我的筹集善款的心愿，可怜的女孩因无法手术而失明后，再也没有机会看天安门这座每个中国孩子心中最圣洁的建筑了。

去天安门的路上，段先萍告诉我，从几年前开始，女儿的视力渐渐变差，但她懂事地默默忍着。见女儿把书本“贴在眼睛上看”，段先萍以为是近视，便带她去“配眼镜”，但从县城被一步步推到省城后，她才知道所谓近视是一种可怕的眼病——用不了多久，女儿就会失明……有那么一刻，段先萍支开小尾巴一样跟着她的女儿，对我说，她最大的心愿是让医生把自己的一只眼睛“挖”给女儿。可她有点担心，怕自己的血型和女儿不匹配。接着，她告诉我一个至今瞒着女儿的秘密:女儿是抱养的。

这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从她一路上一把一把抹下的泪水中，我深切地理解了“视如己出”的含义。

费用“石头”落地

女儿的病情一确诊，段先萍就开始了一场奋斗。她每天起早贪黑地到当地的煤矿，从废弃的矿渣里捡拾遗漏的小煤块，冀望把每一天的微薄收入累积到“10万多元”。

2010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段先萍接到了同仁医院关于手术日期的电话通知。至此，“10万多元”这块石头已在她心上压了将近两年。她壮着胆子问对方“要用多少钱”时，得到的回答是“先做一只眼睛，带一万七八千块钱”。

段先萍说，自己听得真真切切，但不敢相信。她算了一下，两个眼睛差不多4万块钱。那一次，她一定是因为面对大额医疗费太紧张，把“4万多块”听成“10万多块了”。如果真的是“10万多块”钱，又凑不够的话，张丽的手术多半会放弃。

在接到医院电话的那个夜晚，一大家人都行动起来了，张丽父亲的3个兄弟也伸出了手。靠着父辈4人的17000元“家底”，张丽上了手术台。

手术后的第5天，段先萍向我报告手术成功的好消息时，希望我求一下医生，把孩子另一只眼睛的手术也给做了。这样一来，他们可省下来回一趟的路费。来到医院后，我才知道，为了省下每一分钱，在医院的那些天，段先萍夫妇吃的是自家带来的饼，睡的是医院的楼梯。

后记:受惠“新农合”

由于张丽全家都加入了“新农合”，此次手术花费的13000多元，在不予报销的8000元角膜材料费和近千元门诊费之外，余下的4000多元住院费按40%报销。虽然通过“新农合”只能拿到不足2000元，他们依然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