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和小赵周围住的多是夫妻或者男女朋友，晚上11点以后，“那个声音真是此起彼伏啊！”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时，小林感觉心驰神往，“毕竟我们是这个年纪嘛！”但很快，他们就对这种带着压抑的“低音炮”感到了厌烦。

在唐家岭，那些无处不在的小店常常有一种奇特的“混搭”气质:话吧提供保健服务，照相馆内可以免费测手诊观健康，而去5元一次的大众洗浴则需要穿过一家药店。这样看来，英子那个兼售保健品的小卖店就不仅仅是小卖店，而是一个多少能够抚慰人心的去处。1985年出生的英子，甚至成了一些人的知心姐姐。一个女孩子，丈夫很想要孩子，但她不想要，就偷偷来吃一种叫毓婷的避孕药；另一个更小一些的女孩，有一阵子两三天就买一次药，她一个人住，街坊传闻说她是被村里一个小老板包了，“我就劝她，说女孩子最后还是要生孩子，能用避孕套尽量用避孕套吧！”

只消在唐家岭车站站上半小时，就能发现这里男女比例之不协调，实在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廉思团队调查了“蚁族”的性与爱情婚姻状况，与异性同居者占被调查对象的23%，但最近一个月内有性生活的人却占了33%。

从2007年到现在，26岁的王劲一共和朋友去过两次洗浴中心，“吃点饭喝点酒，然后就过去玩一玩”，当然去的不是北站那家24小时按摩店，而是市郊那些“比较正规、有档次的”，因此也比较放心，一次要花四五百块钱，“安全措施很好”。不过他同时也认为，“现在观念比较开放，你也不是没有这个就不能活——一年没有也很正常啊！”

在一个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米的地方，私密空间会被最大程度地压缩，除了被窝——这也说不准，有时候，两个男生得挤一张单人床，大概只剩下那台设置了密码的电脑。荆州小哥是这里为数不多的“90后”，从不忌讳当着朋友的面看A片，“我们90后脑残嘛！”他重复最多的，就是学校性教育的失败，然后吹嘘自己启蒙得早，按他自己的说法，初一时，一切就都发生了。他和小马上了同一个软件培训班，上课时老师找他借U盘用，结果不小心点开了少儿不宜的画面，那个70后的老师，当着全班的面开玩笑:英语的啊？有没有德语的？

我问他:“你的U盘多大？”

“8个G。”

“有多少片儿啊？”

“电脑里要多少有多少啊！”

“谈过几个女朋友？”

“我哪知道？靠，我还数一下啊？”

她现在的盼头是明年公司上市

王燕24岁了，从没谈过恋爱，实际情况是，她很可能也没有时间去谈恋爱。如果能在晚上10点前回到唐家岭，就已算幸运，接着还得到乌烟瘴气的网吧查一个小时资料，“每次回来我都要崩溃了。”

毕业不过半年，她已经在北京换了4个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高尔夫球场当球童，只干了7天，觉得不是长久之计。她的一位同伴被空中落下的球砸中头部，看伤花了200多块钱，“客人还不说正经的，不给医药费”。第二份工作是朋友的公司，结果发现他对自己比对别的下属严苛多了，“苛刻到一般人都受不了，包括发福利，别人都给了，就是不给我，他的理由是，我给你你也都花了……”第三份工作是在一个物流公司，这次老板挺好，但是碰到一个该死的女主管——“86年的，比我还小，就是参加工作早”——处处压着她，不教她东西。

她现在是一家知名网络公司的商务代表，这是她心仪的公司，但更令她感到残酷，“底薪800块，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周末加班没有加班费。”最难熬的是月末，没有出单，没法往上报，“压力太大，我们公司很多人一到月末就生病，头疼，吐。”

公司那么多做销售的，只有极少数赚钱，“我们上个月，做了一百多万，只有两个人赚钱，一个人做了50万，一个人做了20多万，其他人呢？那么多人，100多个员工，做了20多万，就都拿800块。”

前几天她生病回承德家里调养了两天，公司规定请病假可以补贴，但她还是请了扣钱更多的事假，“不敢请病假，怕公司知道你身体不好，然后想着办法把你逼走。”

在家时，经理还不停地给她电话，在电话里冲她吼，她妈妈看不下去，说实在不行咱不干了，回老家！她知道，自己是不会回去的，“我哥当初回老家找工作，母亲到处托关系为他铺路，什么都经历过了，我看到那些亲戚的脸色，不想再让我妈经历那样的事儿。”

王燕不喜欢唐家岭，总谋划着要搬走，但是取暖费已经交够了4个月的，她决定把这个冬天熬过去。她住中街，一个好朋友住南站，但一个月也见不了一次面，“到了这家公司后，我一个新朋友都没认识。”

她现在的盼头是明年公司上市，自己能拿到期权。

正等着崩盘呢

从下午6点到晚上11点，公交开始不断地把人们从北京的各个角落带回唐家岭，中街再次开始涌动人潮，和早晨相反，现在是在街西侧，方向是由南往北。

小林坐13号线在西二旗站下，然后走到软件园广场，准备搭车回家，正是晚高峰，公交车上拥挤异常，他看到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往上挤的时候被车上的一个胖子一脚踢了下去。瘦子爬起后马上冲上车把胖子拽了下来，两个人从车旁一直打到路边的草坪上，最后两个人都累了，瘦子在草地上绕着圈子找手机，胖子耳朵被抓破了，跟着小林上了下一趟车。目睹了这场殴斗的乘客都不敢看他，只有售票员依旧用噼里啪啦的京腔嚷着:“刷卡了吗？没刷卡买票！”胖子说，“刚才出了点儿事，上一趟车买过票了。现在身上没钱了。”“那不行！”“那我就下一站下车吧。”

唐家岭南站，邓老爷子收了报摊，准备去彩票店碰当天最后一次运气。公交站牌边，车门打开，下来的上班族有人带着轻松的笑，有人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多数则面无表情。陈德也是其中之一，他月薪5000元，但仍然选择和女友住在唐家岭，现在迫切的问题是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来自家里的压力也是买比租好。”“那你买房有计划吗？”“有，正等着崩盘呢。”

张老汉的小店又开始顾客盈门，他准备了热水，“那些学生玩电脑玩到12点才会想起肚子饿，要吃泡面。”不少人来小店里打1毛5一分钟的长途电话，有些女孩子，讲着听不懂的方言，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

王劲开着他那辆两万元的二手车，尾随一辆205路，也进了村。他在这里住了6年，对这里越来越有感情，他说，那是一种大家一起奋斗的感觉。

2009年临近岁末的时候，一首《Lilei和Hanmeimei之歌》复活了“80后”的集体记忆，过了这一年，他们就要陆续迈入而立之年，“再过10年15年，他们就是社会的准精英，而这段时期的经历，将影响他们未来的社会观和政治观。”廉思说。

《Lilei和Hanmeimei之歌》中有一句:“一样的是我们都有了个当初不曾遥想的以后。”而关于唐家岭的命运，被人们猜测了很久，这些天似乎也要尘埃落定了。《北京日报》12月10日的报道说，北京将推广北坞等试点村拆迁改造的成功经验，从明年起整体启动50个难点村的拆迁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工作。唐家岭村榜上有名。

杨海明之前住在北坞村，因为拆迁改造被迫往唐家岭迁徙，“我搬到哪儿就拆到哪，这点比较诡异，如果真是这样，也许我接下来要搬到一些真正应该拆的地方。”

（文中部分受访者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