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天堂”告急,村民有着别样的心痛。

天马村世代流传这个传说:小岛原是河沙冲积成的一个小泥墩,明代景泰年间,连年灾荒,为求解灾,村民用船载泥沉落河中,叠土成堆,拦截河水,后来逐渐冲积成洲。当时有农民在土堆上插了一根榕树枝系船,第二年,榕树枝长根、发芽,逐渐生长成林。

“在村民心里,榕岛是维系天马村村民安居的好风水,鹭鸟自然是神奇的吉祥鸟。“文革”时,捕鸟的村民要被五花大绑,游街后从大板桥上推下天马河。”陈社坚说。

然而,朴素的“风水观”也难抵住发展的洪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食鸟市场崛起,在利益的引诱下,生活水平低下的村民开始疯狂捕杀各种鸟类。捕杀之风兴起,加快了“小鸟天堂”沉沦的速度。

陈保暖做了一个“将心比心”的类比:小鸟如人,居所萧条了,自然要“少生孩子”,甚至搬离。

“小时候,每当七八月份暴雨过后,白鹭、灰鹭振动着翅膀,甩干雨水,几万只一起飞起,你都想不到有多壮观。”陈保暖说,但这种景象只遗留在脑海。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被毁成这样,我们不能接受,这还算是‘鸟的天堂’吗?”陈保暖说。

陈保暖说这句话的早上,远在雷州半岛的陈笑江(化名)依然坚持到各家酒店,拾回几百只被杀候鸟遗留的爪子,“候鸟没了,但总要留下一点东西。”回想屋顶都是鸟屎的年代,陈笑江感到雷州半岛就像一艘候鸟驾乘的“巨轮”,如今就要湮没海底。

10月29日,经《南方日报》连续披露后,湛江森林公安分局局长冼华雄,亲自突击检查纪家镇,连他都感觉到了困难,“猫鼠游戏执法难,政府内部竟有内鬼’”。

“深喉”许愿星(化名)用颤抖的声音对记者说,“你能感觉到改变有多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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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的拯救

治保会专门负责巡逻,抓住捕猎者绝对严惩。

改变人们落后意识,陈保暖保障村民利益是基础。

在法律范围内,也有很多土办法。

1993年,陈保暖还是天马村村主任,而当时的村书记是新会人大代表。那一年,村书记向人大提交了一份议案,名称是:救救小鸟天堂。

“不光是村干部,村民们意见也很大,‘小鸟天堂’绝对不能再沉沦了。”从珠三角其他城市打工回来的农民,纷纷告诉村干部“外面污染得很厉害,还是家乡好,我们不能走它们的老路”。一句话,对村主任陈保暖触动很大。

拯救“小鸟天堂”第一步,天马村把“天堂”“认领”了回来。“县、公社和村三级联办,等于不办,景区基本处于无管理状态。”在村里争取下,新会县(当时并未成为江门一个区,记者注)决定“小鸟天堂”由村里自管。

两年后,新会人大出台法规,从法律上保护“小鸟天堂”。“从这时候起,人们有了共识。”陈保暖说。

但无法想象的困难接踵而至。

工厂搬迁、污水截留,大量细微的工作堆积在陈保暖的案头。一个细节是,为了转移离巨榕仅有20米的宅基地,村干部甚至和占有该地的村民动起手来。“很多的利益博弈,靠近榕树的宅基地肯定很值钱啊,但是我们必须牺牲这一少部分人的利益。”

陈保暖说,“困难中求生存,死亡中要发展”,这句话适合村民,也适合在这里栖息的小鸟。

禁捕工作,天马村同样下了一番工夫。“治保会专门负责巡逻,抓住捕猎者绝对严惩。”陈保暖等村干部牵头,制定村规民约,加大教育,尤其是在学校开展“我与小鸟共成长”活动,企望由孩子影响家长。

记者在天马村采访时,甚至听到“本村村民打鸟,取消年底分红”的说法。向天马村党委副书记陈社坚求证时,他表示“只是一个说法,其实没有实施,但效果达到了”。

对于战胜困难,改变人们落后意识的方法,陈保暖认为“保障村民利益是基础”。

2002年底,村干部提出设想:与新会圭峰国家森林公园管委会合作,成立“小鸟天堂”旅游公司,尝试走出一条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之路。

“我们出人力,做好保护措施,管委会出资金,负责景区规划、维护。”一手促成此事的陈保暖,2004年调离天马村时,“联姻”成效已经开始显现。“现在,村民每年都能拿到180万的收入分成。”

由于景区生态保护与村民利益休戚相关,如今捕杀小鸟的现象寥若晨星。可以佐证的是,“小鸟天堂”景区护鸟队成立数年后,中心工作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鹭鸟数量变化、觅食路线、食物链是否断裂,做好这些专业普查是首要的,其次是创新护鸟宣传,让保护自然意识深入人心,再次才轮到禁捕。”队长关则明告诉本报记者。

根据国家和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只有捕杀国家、省重点保护动物以及“三有”动物,且达到一定规模,才能追究刑事责任。这是雷州市执法部门畏惧的“工作困难”之一,而谈及禁捕的经验,关则明却认为,上述说法是“推诿责任的表现”。

“在法律范围内,也有很多土办法,只要是有针对性地实施,这根本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