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对方答应了。李红旗带着两个记者一起去，到了干休所大门口被警卫拦住。经过请示，有关部门拒绝让这位老人见记者。
第二次，李红旗又约见那位老人，被家属拒绝。再后来，每次见到媒体记者，李红旗都要央求他们帮助联系38军，希望能获得批准，但都没有成功。
李红旗对此很感慨，这个老人是历史的亲历者啊，他要是不说话，以后谁还记得那些死去的烈士？连他们的家人都已经几乎忘记他们了！
在找到第一个烈士家属后，有人找上门来，愿以每张2000元的高价，购买他手上剩余的4张烈属证。李红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尽管获利是他最初买烈属证的动因，但在这10年里，他深深明白:这每张纸片里，都寄托着一个英雄的灵魂。他们要回家。“生命是无价的，你说我能卖掉他们吗？”李红旗反问。
上周四，刚刚从江苏接受完电视采访回家的李红旗路过北京，又特意去见了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他抱怨说在老家见到一些压力。这次去江苏前，老家某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找他商量，让他说服电视台出路费带其一起去江苏，理由是自从李红旗开始寻找烈士家属以来，这位工作人员一直“全程跟踪”。
“他怎么全程跟踪了，我这么多次自费去北京、天津找烈属，他一次都没去过，也没采访过。”最后，李红旗还是一个人去了江苏。
他明显感到，现在在老家有些压力，一些干部很不喜欢他——尽管2008年他被评为“2008感动河北年度人物”提名奖。有乡亲私下批评他说，你出了名，那些干部们没从你这里得到一点好处，当然不喜欢你啦！
在寻找烈士家人的过程中，李红旗学会了上网。偶然地，他检索到一篇署名郭于华的文章。文章对这些烈属证流传到旧货市场感到心痛:“普通人的历史命运，难道就是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不知道文章里写到的约翰肯尼迪是谁，但李红旗觉得他说的话很有道理: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只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
他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和仅剩的那张烈属证收藏在一起。最后一位还没有回家的烈士叫陈武昌，广东省阳会县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3岁，家属陈王氏。
“陈王氏这个名字太模糊了，等于只有一个姓。而且烈士死的时候那么年轻，应该没有娶妻，这估计是他母亲的名字，他母亲现在应该也过世了，看来这张烈属证很难送回去了。”李红旗说。(本报记者 蒋韡薇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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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韡薇
编辑：
李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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