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异类“超哥”

15班的男生称呼孟超为“超哥”，是因为孟超跟女朋友吵架发脾气，一拳砸下去，把课桌砸出了印儿。不过，大多数时候，他没什么攻击性，他的前女友王沙告诉本刊记者，孟超没事儿就话多，给同学讲历史、讲大道理和社会上的事也喜欢搜集刀具和枪的模型。话多的孟超在班里与同学何小厉没什么交往，李强形容他俩像两条平行线，从孟超在狱中所写的忏悔日记上也可以看出端倪，他不知道同学何小厉的名字到底是哪三个字。

孟超和何小厉都不是浑闹的贵族班男孩，他们有各自伤心的家事，又都无法在同龄人那里得到安慰。王沙告诉本刊记者，孟超很小时候父母就离异了，他同亲妈的关系不好，爷爷和爸爸是他最重要的人。孟超高三时，爷爷得了癌症，而就在这之后，孟超的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王沙说，孟超开始抽烟，变得很颓废。李强告诉本刊记者，孟超的烦恼在于他爷爷的治疗方案，孟家分成了两派，他们觉得爷爷最听孟超的，就都来争取他支持。“孟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怕自己的选择错了，那段时间他经常上课的中途就跑出去用冷水冲头发，这通常是他不开心时候的举动。”孟超曾经跟王沙讨论过爷爷的治疗，但是王沙告诉记者，自己不懂这些给不了孟超建议，她能做的是说些鼓励的话。不过，王沙承认，面对最亲爱的爷爷的生离死别，年纪小小的孟超给自己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以为这就是成熟的意义:“要像一个男子汉那样面对事情。”

王沙向警方回忆:“有一天孟超不在教室，我从他的书包里翻出一个黑色的本子，其中一页是关于爱情的，落款是‘献给心儿’。几个月后，我又翻看他本子，里面写着‘心儿王永丽’，我发现‘心儿’原来是王永丽。”王沙告诉本刊记者，她并没有对这个发现感到惊讶，“我觉得老王替他想他爷爷病情，帮了他，所以感谢老王。老王就像孟超的天使，拯救了他，这样看来，也就很正常了。”不过现在，王沙回头想想，觉得还是有迹象表明孟超是喜欢老王的:“他很关心老王，喜欢围着老王转，还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李强在高三刚开学也就是孟超爷爷得病后与孟超有一次深谈。“孟超邀请我喝酒，对于男生来说，这是表示友情的方式。”那一天，李强喝了3瓶二锅头，孟超则喝了一箱啤酒。“孟超把班里每个同学都分析了一遍，男生他只瞧得起三四个人，觉得他们是聪明人，女生他瞧得起一个，说那个女孩考不好就大哭，有尊严。”李强还记得孟超对何小厉的评价，“他说何小厉虽然表面很成熟，其实很幼稚”。李强告诉记者，他觉得孟超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又很有见识，将来适合从政。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孟超的认同。不过，李强告诉记者:“孟超对事情虽然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但是有时候是钻牛角尖的，他的政治试卷总是写自己的看法而不按照书上的内容答题，政治老师警告过他很多次，这样写高考就会得零分。”李强说，孟超的学习成绩也是随着情绪波动，好的时候可以冲进前几名，差的时候可以掉到二十几名。

孟超的实际能力还无法应对现实的时候，他已经自以为拥有了强大的内心。其实李强与孟超关系并不近，之所以有这次“煮酒论英雄”，李强猜测是因为孟超内心很孤独，羡慕他们那个“民间团体”，想加入其中。“孟超很爱打篮球，可是，我们都不爱跟他玩儿，一个是他球技不好，还有就是他强壮得像头牛，我们都离他远远的。”

孟超邀请同学们一起过18岁生日，“他说也许以后再也见不到大家了，希望同学们最后聚一聚”。那天一共摆了3桌，还没开始吃饭，孟超就跟每一个同学喝了一杯，很快就醉了。结账时候，他对李强说:“团长，我把你当兄弟才对你讲的，我最近烦。一是因为我的家庭原因，二是因为何小厉在外面到处说我和班主任有关系，我都一直忍着他。他不要太逼我了，逼我的话，我哪天会搞他的。”回到教室，孟超突然掐住了何小厉的脖子，然后迅速被同学们拉开。这是15班同学能够说出的两人之间唯一一次冲突，第二天就发生了血案。

死刑或未知的命运

在孟超接触律师之前，他的供述中基本上只有自己杀害何小厉的事实，对于王永丽和自己的关系，以及三个人矛盾的种种，还有自从恋爱以来所受到的痛苦，他都选择自己承受。在律师介入后，孟超才意识到这不是“三五年的事情”。判罚死刑最重要的理由有两点，一个是有杀人计划，另一个是手段残忍。“残忍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量化标准。”二审辩护律师曾伟雄大概算是贵州省最好的刑辩律师了，杀人计划书是在孟超被捕后10多天，他的同学李强从他书桌里翻出来的。李强交给当时还在任的班主任王永丽，王永丽又交给了警察。孟超自以为能保护的对象，此时毫不犹豫选择自保，在6次面对警察的讯问时，证词都不一样。孟超一直以为何小厉对老师是单方面的骚扰纠缠，在狱中才得知他们也是情侣关系。他的忏悔日记，一开始只是希望求得何小厉父母的原谅，如果能被宽恕，他愿意给他们做儿子。但是王永丽一次也没去看过孟超，也没有带过任何东西，他才写道，他渐渐明白了王永丽在自己的行为中起到的作用。孟超在狱中不断回忆两个人的交往，并且把大量细节写出来交给了律师。

2008年2月一审辩护，把王永丽的责任提出来，认为王永丽有教唆杀人的嫌疑，应该受到起诉。但无论律师举出多少三人交往的实例，还是无法打动法官，去认定王永丽的责任。在道德层面受谴责的师生恋情，在法律上没有任何能规定王永丽责任的条款。“我们国家取消了流氓罪，只有对于不满14岁的幼女有细则保护的规定，没有保护男性的，国外有诱奸罪或者通奸罪。”二审律师曾伟雄认为，这个案子的关键不在于提起老师的责任，而是在于量刑是否过重，“一个人刚过18岁十几个小时，是不是意味着已经成熟理性，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孟超的一切举动都很幼稚，属于典型的青少年犯罪”。

一审律师本来是何小厉父母的朋友，一直参与何家商量打官司计划，但是何家并不知道这个律师已经收到了孟超父亲委托。这样律师取得了何小厉与王永丽的几百条手机短信，并且把这些证据给了孟家。现在能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的煽情的短信内容，那些极为隐私和细节的两个人的感情被公之于众。在初期艰难的调查取证阶段，一审律师的“无间道”致使何小厉家的仇恨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审开庭时，何家本来连带提起了40多万元的经济赔偿，但是何小厉的母亲当庭站起来问，如果要经济赔偿，会不会不让孟超死了，法官说会考虑在量刑里面，何小厉的母亲说，一分钱也不要，就是要孟超死。

无论一审二审，王永丽的责任和孟超刚满18岁这两点都成了案子的要害。在这种情况下，判死刑立即执行，“很大层面上考虑了被害者家属的情绪”，一个对贵州司法系统相当熟悉的律师一直关注此案，“私下了解的情况是，一审合议庭已经给出了死缓的判决，但是被害者家属的情绪极为激动，当庭就追着孟家的律师一顿暴打”。“矛盾上交”成了这个烫手山芋的最终出路，贵阳市中院判死刑，等于省高院二审要再次面对此案。“二审合议庭争论得非常激烈，意见完全不同，但是最终还是倒向了被害者一方。”曾伟雄说，要提出被害者过错，是律师要极为谨慎并且研究措辞的，“已经死了孩子的家长，再要说明孩子和王永丽的关系，对于对方确实太残忍”。孟超的家庭找了不下“近百位朋友”，“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去弥补，说和这件事情”。本来提出经济赔偿等于还有缓和的余地，但一审过后何家摆明了态度，“再有说和此事者绝交”。何家已经搬离了原来的住址，手机号码等全部换过，连过去的邻居、朋友也不知道他们搬去哪里，“可以说与过去的人脉断绝了一切往来”。-

(因为种种原因，此文中一些学生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