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颖的提法得到了很多司机的支持，陆续有41名司机加入他们的公司发起人队伍。他们在此基础上成了“人民公司发起人协会”。 这41人中，多数都是国企的下岗职工，仅有几名农村司机支持。

但发起人真正的聚会只有两次，一次是分组，要按照区域来选组长；另一次是要起诉运管局。每次活动人都来不齐——总有1/3在开车，1/3睡觉，还有人要从30公里以外开车赶过来。一旦耽误了出车，就得自己给公司掏“板板钱”，如果耽误一个班(8小时)，自己就得掏超过200元的份子钱。这笔钱，出租车司机起码要4天才能挣回。

“大家的想法不一样，”筹备组的成员这样解释，“农村的哥并没有城市的哥这样关注出租车行业的发展，他们有自己的田地，能开一年就是一年，总比在外面打工强，不开了还可以回家种田。城市的司机，却全靠这个来生存。”

更多的人对公司的成立保持怀疑，认为是这帮人瞎折腾。

乌托邦的梦想

尽管队伍在不断壮大，公司的筹备依然阻力重重——他们无法提供工商注册所需的政府部门行政许可的批准。

2006年3月，他们向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提出许可证申请，申请发放2199辆车的经营权,及许可开业。市运管局在3月15日答复,要求他们提供“出租车指标证明”、经营权证明等内容。

这是一个极高的要求，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购买现在营运的出租车汽车指标。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出租车特许经营制度，政府将城市的出租车业务授予少数公司经营，这些公司再向司机出售营运资格。一般，政府卖给出租车公司一个经营指标，25年收5万元。而出租车公司依靠垄断稀缺的“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资源，向出租车司机收取的承包费，5年就高达30万元，这还不包括管理费。在重庆，一辆拥有25年经营权的指标曾被炒到70万元的高价。

由于无法补交“出租车指标证明”，重庆市运管局认为不具备该局受理条件，也没有下达是否许可的行政裁定。

在与运管局长达一年多的交涉中，协会并没有停止过四处呼吁奔走。他们自费打印了若干份材料，写信给管理部门、求助国内专家，并发给周围的司机不断扩大影响。

2007年5月，公司筹备组几位股东代表对重庆市运管局提起了行政诉讼。诉讼请求称，市运管局行政不作为,并设置《行政许可法》之外的重重障碍。数十名出租车司机自发地去旁听。

然而，诉讼还是以失败告终。

以改革之名挑战出租车行业既得利益者的杨孝明，也由此失去了的哥的饭碗。自2007年1月以后，公司再也没有给他排班。他开始入不敷出，跟着妹妹、妹夫一家过活，

他不敢告诉外界发起人的名单，这些人还在现有的公司里打工，发起人协会只能在地下秘密活动，“否则，公司可能会给大家穿小鞋”。

2008年上半年开始，发起人协会的活动，也如同当年的工会申请，进入停滞状态。

看不到希望，发起人协会的副会长和一个司机宣布要退出。尽管成立公司的事情八字还没一撇，作为会长的杨孝明却异常认真，他把协会当成一个严肃而又神圣的事业来进行。尽管两人已经从来不参加协会的活动，杨依然坚称，发起人还是41名。而且“如果要退出，必须向协会提交写出书面申请，口头上的退出不能算数”！

转机发生在罢运之后

杨孝明们的努力并没有让司机的状况发生改观。2008年10月，各公司向出租车司机们传达消息，称《交通行政执法新规》将要出台，违章、拒载等现象将被重罚。

出租车司机们经常吃饭、休息聚会的地方、座套换置点开始出现号召罢运的传单。七年前的矛盾，又在此刻重演一遍。

“发起人协会”一度被外界怀疑为事件的始作俑者，被司机们广泛传读的罢工传单，也被认为出自杨孝明之手。

“我们只会通过正常的程序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协会成员否定了这种说法。

“很多司机，没有想到过他们的困境是出于制度上的问题，遇到难题，只会经常把罢工放在嘴边。”略带清高的发起者们，却在按部就班的程序中屡屡碰壁。

不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协会本身，最终还是从协会不支持的全城罢运中得到了转机，看到走出困境的希望。

协会再次火起来。46岁的杨孝明依靠放在阳台一角的电脑，继续坚持他的公司梦。以前的发言建议没人听，高层也看不到。但现在，又有不少人主动找过来。

“如果有一个畅通的意见渠道，就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杨孝明说，“希望罢运事件不要周而复始地重复。”

停运事件发生在当天下午4点半，重庆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了停运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政府即将采取的处置措施，并表示:“主城区出租汽车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由此给广大市民带来的出行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11月5日，重庆市政府又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崔坚说，作为出租汽车主管部门的重庆市交委长期疏于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重庆市委、市政府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同时要举一反三，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等工作。

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邀请重庆出租车司机和市民代表进行交流、座谈，听取了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和市民代表的意见。

这场座谈会，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向重庆市民现场直播。

“我认为广大出租车司机这次有意见是事出有因。”薄熙来在这次直播的座谈会上说，“政府首先要检讨工作，研究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不足，或者说有官僚主义处理得不及时。政府有关部门都要通过这次事件来认真地加以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