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川多位干部介绍，地震之后，北川一度要求，公务员家属也不能领取各种救灾物品。6月中旬，因北川原农办主任地震中遇难，董玉飞从农业局调至农办当主任。不过工作任务虽然重了，生活却一样艰苦。

据曾国和介绍，董玉飞虽为农办主任，但工资实际比他还要低。每月只有1400元。与妻子李照的工资加起来，不过两千多元。而吃饭一天一人至少要二十多元。董玉飞虽然配了车，但一向公私分明，周末到绵阳从来都是自己买票乘车，一来一回就是二十元。加上灾后许多生活物品都需购置，董跟多数北川普通公务员一样经济上捉襟见肘。

北川临时政府转到安县安昌镇后，由于各单位都要租房办公，致使房租爆涨，价格之高甚至超过了绵阳市区。迄今为止，多数北川公务员仍因经济拮据而过着“集体生活”，夫妻双方尚不能住在一起。

董玉飞亦是如此。其自杀所在地，是农办9月份刚分给他的一间房，此前一直和司机合住一间，既当宿舍又当办公室。妻子李照则住农业局租住的另一所民房里，和两个女同事合住一间。

出事前一个月，负责农办后勤的刘开曙刚给董玉飞安排了他自杀所在的那间宿舍。刘是好意，想这样会方便董玉飞与妻子团聚。此前，因为宿舍紧张，董一直和司机两人合住一间。刘开曙回忆，董玉飞在这间屋子里，经常把门关上，一个人看报写东西。而因为工作关系，董玉飞妻子李照一直没能住过来。

“如果不给他安排那个单间，继续和司机住在一起，他不那么闷，也许不会出事。”事发后，刘开曙经常为此自责。

北川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地震前相当一部分在绵阳买了房子，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为这次灾难中的幸运者。不过，董玉飞虽工作多年，但由于多在农口，一直没有能力在绵阳市区买房。据李照说，就在国庆节前，她还曾跟董玉飞提过，想在绵阳市区租一套房子，过上正常生活。

董玉飞的下属曾国和地震前刚刚在北川买了一套房子，为此负债15万元。地震之后，一无所有的曾国和除了要供本硕连读的女儿读大学，还得照料年过八旬的父母。重压之下，曾国和晚上常对妻子垂泪。“生活对我而言已经失去了乐趣，活着只是因为身上的责任。”

与如火如荼的农房建设工作不同，北川城镇居民的住房——自然也包括公务员住房问题至今未推出具体政策。

曾国和估计，受地震影响，北川公务员当中，可能要有三分之一的人今后永远无法恢复震前的生活水平。

相关阅读:

“家已不家，县也不县”

北川人震后见面时，常用的问候语经常是:一方问，怎么样？对方则在沉默中伸出几个手指，表示家中几人遇难。

新县城选址至今未定，住在临时县城安昌的北川人，多有寄人篱下之感，“我们的人和心都在流浪”。

“5·12”地震发生时，时任农业局局长的董玉飞正与一名副局长在其二楼办公室谈工作。妻子李照则正在从家去农业局上班的路上。

董玉飞从窗户中爬出，顺着一根钢管成功逃生。他生前一向爱开玩笑，曾对人谈起当时的感觉:窗外的桂花树在长高。事实上，农业局的一楼当时正沉入地下，董玉飞的二楼变成了一楼。

这场地震，让北川农业局10名职工遇难，职工家属遇难者更是多达33人。

董玉飞当时逃出之后，同事们已经无法认出，他浑身是土，“只看见两个眼珠在转”。不过，这位农业局的一把手还是很快恢复了镇静，马上清点人数，并和部分职工去县城新区查看家属区伤亡情况。北川县委宣传部提供的说明中，提到董玉飞还参与了县农贸市场和曲山小学东校区的救助工作。北川农业局副局长赵其洲说，北川农业局在董玉飞领导下，共救出、转移120名灾民。

上班路上的李照被倒塌的建筑埋掉，所幸未受重伤。而董玉飞的儿子董壮，则在曲山小学遇难。

对于董玉飞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北川官方予以了充分肯定。县委宣传部提供的说明中，称董玉飞“在地震发生后因组织人员开展救援，没时间去救自己的儿子，两天后才去把他儿子的遗体找到，因此内心很愧疚”。

不过，据北川农业局一名干部介绍，当时的情况是，董玉飞得到一个错误消息，误以为儿子董壮已经逃出，方才没有及时去找。“董玉飞跟小孩感情很深，如果不是听说儿子跑出来了，他不会不去找的。”

多位北川干部称，地震刚刚发生之后，北川多数情况是各家寻找自己的亲人。真正不顾家人而先救助他人者少之又少。

震后三天，董玉飞在曲山小学找到了儿子的遗体，当即痛哭不已。

后来，有朋友曾听董玉飞谈起儿子的事，感叹“救人还得靠自己人”。

地震中，北川遇难者多达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县城。北川人震后见面时，常用的问候语经常是:一方问，怎么样？对方则在沉默中伸出几个手指，表示家中几人遇难。干部同样损失惨重，北川共有466名公务员遇难，其家属遇难者亦不在少数。用一位干部的话说，小家不全(即有直系亲属遇难)者可能有七八成。

地震之后，很多失去孩子的北川人陷入自责和内疚当中。“我们内疚自己没有本事把小孩早转到绵阳上学。”北川县委宣传部一位失去孩子的干部颇带怨言地说。

董玉飞的弟弟董卓锴回忆，地震之后的五个月里，共见过哥哥两次。但为了避免伤感，互相均不提家事。董玉飞曾对弟弟委婉提及，说“大家都尽力了”。

地震之后，董玉飞父母一直住在北川县灌岭乡老家。地震后由于忙于工作，董玉飞一直到中秋节前，方与妻子回老家探望父亲。在地震后父母搭起的帐篷中住了一晚。在此之前，他曾于6月份托人给父母捎了一张字条和一个收音机，字条上说家里一切都好，让父母放心。不过，父母很快便知道了孙子遇难的消息。

遗书中，董玉飞最后提到“跪别父亲”，而他死后，膝盖之上也确有泥土，有媒体为此推断，他死前可能遥拜父母良久。

董玉飞父母均务农，家中仍有田地。一名干部回忆，有一次偶遇时，董玉飞亦曾颇为认真地说，打算不干了，回灌岭老家种地。

分管农办的副县长王久华还记得，6月下旬，她与董玉飞下乡检查工作，董玉飞曾向他抱怨“家没有家，县没有县”，“生活没意思”。王久华并没太当真，只是简单对其开导几句。她万没想到董玉飞真的走上了绝路。

“家没有家，县没有县”，正是震后北川困境的写照。由于新县城选址至今未定，北川灾后重建工作无法全面开展，住在临时县城安昌的北川人，多有寄人篱下之感。

董玉飞选择自杀的宿舍，是农办租的当地两兄弟的农房。地震之后到自杀之前，董玉飞和北川灾民一样，跟随北川县委、县政府多处迁徙。先是在县城附近的任家坪，后搬至擂鼓镇。一直到8月份，才搬至已作为北川临时县城的安县安昌镇。

“我们的人和心都在流浪。”农办干部曾国和的妻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