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之谜

既然湄公河两岸民族、文化差异很小，两边如今贫富差异这么大，为什么没有出现老挝人跑到泰国的潮流，就像柏林墙建成前的东西德一样？

泰老边界当然不像美国与加拿大边界或欧盟各国间边界那样不设防，但也绝不如是逃亡者无法逾越的天堑。老挝人民军有一支500多人的“内河部队”，在湄公河上设有8个基地，主要就是用于控制边界的。但对于上千公里河道，这支小部队并不能严密封锁，事实上也很少听说它在抓捕偷渡者方面有什么作为。湄公河洪枯流量相差悬殊，枯水期很多地方可以涉水而过，两国居民不经官方口岸而私自来往的事并不稀奇。没有发生大逃亡，主要还是因为没有逃亡的动力。在万象到沙湾拿吉的湄公界河上多年前一直有长途客轮航线，后来停航了，因为一些“第三国公民”借助这条航线上的船驶近泰国河岸时入水逃亡的事时有发生。但是老挝人却很少这样做。

这是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小乘佛教使人安贫乐道，不慕繁华。这也许有点道理。但是缅甸与老挝同样都虔信小乘佛教，也同样贫穷（老挝可能更穷），在泰国的缅甸逃亡者却多达百万计，成为国际关注的严重问题，而老挝逃亡者却很少见，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这又怎么解释？

有人说，想逃的老挝人1975年已经逃了。这也可算是一说。老挝主要城市背靠界河，逃亡比较容易，因此1975年老挝内战时，不少反对“巴特寮”（今天的老挝人民革命党）的人士就过河到了泰国。不过那时普通老挝人并没有大量出逃。在老挝，一些山地少数民族，主要是“老松”中的苗族曾与现政府关系紧张，但是老挝的主体民族，无论老族还是普泰，出走的很少。

潇洒的贫困？

我觉得，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原因应当是老挝人生活压力很小。我自己对此有些体会。想当年我在广西插队的壮乡，从货币收入来讲也是穷得一塌糊涂，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只有1角几分钱，除去实物，强劳力一年的分红钱才十几元。但是我所在的田林县是广西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小的县，人均生存空间很大，而且那里是亚热带丛林地区，植被茂盛，生态甚佳，据说传统时代即使遭灾颗粒未收，靠采集渔猎也能生存。我们刚去时当地山民甚至都不种菜，做饭时支起火塘到寨子附近林中采些竹笋野菜什么的就下锅。当然那也是穷日子。但是后来我到西北工作，看到那里一些苦旱山区，用货币收入来衡量与我们田林也差不多，然而那不毛之地草都长不起来，人口却高度密集，饮水、烧柴都困难之极，庄稼一旦歉收，不逃荒就没法活。这才感到那货币收入有时并不能说明一切，这里的贫穷和我们那里的贫穷不是一回事。后来改革潮起，这里的农民群起外出打工。而我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回到当年插队的寨子，看到那里其实变化不大，依旧贫困，但却没有什么人外出挣钱。因为家乡虽穷，但没什么生存压力。

老挝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这个国家有点像我们那个滇黔桂之交的山区。它的面积与广西相当，人口却不到广西的八分之一。如果与泰国境内老族聚居的伊森地区相比，老挝的面积比伊森地区大了40％，人口却只有其28.8％，人口密度为其五分之一。老挝也是个热带丛林之国，温暖湿润，光、热、水、土充足，植被茂密，生存资源丰富。虽然山林多耕地少，但人口更少。从农业社会的角度看，这么少的人在这里讨生活还是相当容易的。只要没有战乱，这里就犹如汉人所谓的世外桃源，藏人所谓的香格里拉，西人所谓的伊甸园，有点“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味道。

老挝人虽然钱少，但基本可以说是丰衣足食。论气候，老挝水稻可以三熟，但农民只种一季，他们不吃杂粮，甚至不吃籼米，而只吃生长期长、产量低而口感好的糯米。肉奶消费不多，但喜欢吃鱼，菜蔬水果不一而足。老挝周边邻国如越南、柬埔寨与缅甸，历史上都发生过严重的饥荒，但老挝从来没有。老挝农民还有个习惯与我当年插队的壮族山寨相同，那就是特别爱干净，比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还怕脏，种的是“卫生田”，除牛粪（据说那“不很臭，还能忍受”）外，不施别的粪肥，尤忌人粪尿。老挝农村也有类似壮山的习惯，“没有厕所，但决不能在田间方便”是很多“游客须知”都强调的禁忌。由于欠发达的老挝化肥施用量不大，田地产量不是很高，但这并不影响农民的丰衣足食。

万象城市虽破旧，饮食水准还颇高，到处是高中低各档食肆，挤满食客。老挝餐和中、泰、韩、马（来）各国馆子就不说了，法国西餐尤其出色。据友人说，万象的法餐馆比北京还正宗，毕竟曾做过法国殖民地。老挝作为热带国家是咖啡出口国，虽然量不多但品质甚佳。老挝工业很少，但“老挝啤酒”算是个明星企业，这家公司私有化以后越来越火，不仅占据了国内市场还大量出口，在东南亚已成名牌。西餐、咖啡、啤酒在万象并非只有外国游客消费，老挝人还是主要顾客。在这些方面，老挝人还是颇为“西化”的。万象私车不多，但摩托普及，自行车较少。公交与出租汽车的不兴，主要就是被私家摩托排挤的。

这样的生活算不上富裕，但老挝人付出得也少。他们对未来预期稳定，工作时间较短。农村只种一季，城里人也很 “潇洒”——不少国人说是懒散，但是曾有学术研究指出:热带地区原住民由于自然原因，代谢损耗大，体力活动持续能力较低，印度、印尼、拉美都有这个特点。中资公司的朋友曾提到:他们曾用提高小时工资的办法鼓励老挝雇员加班，没想到雇员反而因此缩短了工时，因为他们考虑的不是怎样挣最多的钱，而是为了挣到够用的钱应该劳动多久。小时工资高了，他们自然就可以少干一些了。这种现象在马克斯·韦伯的书中曾经提到。他认为“利润最大化”是“新教伦理”的观念，而天主教伦理则倾向于“闲暇最大化”，但是这种说法说服力应该很有限，因为在老挝并不存在这样的宗教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