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迪凡

圣诞节的脚步一点点逼近，位于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址——贝拉中心里，43200平方米的范围内，却没有一棵圣诞树。

为了体现谈判的公正和中立，丹麦外交部的工作，细致到了类似的每一个细节上。

然而，这场有着193个谈判方参与的对话，根本无视上述温情脉脉的政治手段，开场就进入了直白的利益诉求和权力对话。

谈判桌上，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大家伙”没有完成利益分割，发展中国家以及最脆弱国家的代表们，就只能坐在旁边干等。

“他们都忘记了冰川融化后，下游地带里百万居民的生命危险！”来自尼泊尔政府代表团的发言人表达了强烈愤慨。

此时，整个哥本哈根会议的焦点，正被以欧盟为首的国家“精心设计”地聚集在中美两国身上:美国正在试图实现他们“用议题绑架中国”的企图。

1欧盟欲擒故纵

由于应对气候变化而带来的排放限制，将直接影响到此后产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未来，加上欧盟与美国间 “同盟还是竞争对手”的尴尬关系，这一切都未能给世界描绘出此次峰会的清晰框架。

此次在哥本哈根会议现场，欧盟谈判代表也将他们的忐忑表露无遗:欧盟在会议第一天就收回了其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提高30%的提议，理由是中美必须做出更多承诺，来说服欧盟提高其自身减排承诺。

瑞典环境大臣、欧盟轮值主席国代表安德烈亚斯·卡尔格伦(Andreas Carlgren)就此表示，中美两国，代表了世界上40%的排放量，在两周前各自同时做出的应对气候变化承诺，并不能足以说服欧盟将其减排目标从到2020年减排20%增加到30%。

卡尔格伦也明确表示:“我们必须将这种压力保持到谈判的最后一天，30%是用于对其他谈判方施压用的杠杆，如果我们在游戏结束之前就软弱地宣布什么，我们会削弱最终协议。”

卡尔格伦直接指出，哥本哈根会议的未来，基本上取决于中美两国将如何帷幄。

他同时表示，如果下周奥巴马在峰会上不做出更多的让步，他将感到非常吃惊。

对于中国刚刚宣布的到2020年，40%~45%的碳强度减排目标，卡尔格伦表示，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目标还是会造成中国总体显著的排放。

他们还是希望中国朋友能做出更多的减排承诺，卡尔格伦表示，中美两国的承诺目前不能令全球气候变暖保持在2摄氏度以下。

不过在伦敦，英国首相布朗则不赞成这种“谈判”手段，他敦促欧盟坚持其30%的减排目标。

欧盟国家内，最大力度推动气候谈判成果的英国伦敦以及哥本哈根现场欧盟谈判代表等多处发出的声音自相矛盾，佐证了欧盟到目前还没有拿定主意。

2奥巴马“绕开”国会？

针对欧盟的指责，美国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击回应，美国首席气候变化谈判代表乔纳森·潘兴(Jonathan Pershing)表示，美国放在谈判桌子上的，是一个与科学数字相协调的减排轨道，期待欧盟也能有个相似的长期减排轨道。

潘兴表示，到2020年，美国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17%的二氧化碳排放，到2050则达到83%，这意味着美国将在2025年削减30%，到2030年削减42%的碳排放。

关于此问题，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研究室主任姜克隽曾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对记者表示，减排一定要有技术路线图相支持，美国认为在2020年之后，其碳减排技术会出现重大飞跃，但是这个重大飞跃是如何计算出来的，需要让人信服和清楚。

而前中国气候谈判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认为，在2030年以前，关于CCS技术，即使有钱恐怕也做不出来。

不过同天，美国方面也传出了好消息，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如期宣布二氧化碳及其他五种气体对人体健康有害。这为EPA监管主要碳排放来源铺平了道路，此举也将允许奥巴马政府利用《清洁空气法》。

此举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绕过国务院立法，诉诸行政手段治理排放奠定了可能性，是为奥巴马对气候变化政治诚意的最大化表现。

联合国气候变化科学网络主席拉津德·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表示，此举显示了尽管国会议案尚在讨论中，然而奥巴马政府已经显示了他们可以做到什么，且给国会送去了明显的信号，体现了奥巴马在此方面解决问题的程度和决心。

而且，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为首的参议员们，正在起草一份跨党派法律提议，细节有可能最早在2010年初公布。据美国环保杂志E&E的计算，有41位参议员会投赞成票或可能会投赞成票，这与规定的60票限制已经有很大程度上的接近。

目前，联合国方面也在考虑进行最后的磋商环节，与美国国内立法的进展相呼应。

3中美拉锯战

尽管美国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减排诚意，然而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其力图将中美减排问题“捆绑打包”的意图却非常明显。

中国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就表示:“欧盟主席国也找我谈，希望中国做得更好。理由是，美国到2020年17%的减排量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科学家也计算过，到2020年应减少20%多，到2030年应该减得更多。”

“但美国人说，如果让美国人做得更多，就应该让中国做得更多。”解振华表示，按照公约议定书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阶段，我们的人均GDP 3000美元左右，还有1.5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已经是4万多美元，在完成工业化以后温室气体排放还在增长。

要求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在人均GDP只有3000多美元的情况下，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解振华表示，中国自主采取的减排行动没有什么谈判余地。

“到现在为止，资金没有落实，技术没有落实，有什么资格来跟我提让我做得更多呢？”解振华表示，对方要承诺出更多的钱和更多的技术。

“我现在带来6个行业42项技术，能否在这些方面立即进行资金和技术转让合作？”解振华表示，他们说这个再商量，“这完全是开空头支票。”

现在谈气候变化不是说应该采取的行动，要把强烈的政治意愿转换为实实在在的行动，解振华表示。

此外，美国方面在“可报告、可监测、可核实”（MRV）问题上，也表示一定要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的承诺。

“中国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即完全按照巴厘行动计划的要求来办:发达国家的减排行动和指标、提供资金和技术都要实行三可原则；发展中国家得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的行动要接受三可原则。”解振华表示，但发展中国家自主采取的减排行动不接受三可原则，以及任何变相的三可原则，中国采取的政策和措施都是符合公约和议定书要求的。

由于公布的只是碳强度，有观点指责中国减排力度不够，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会增长。解振华表示:“确实会增长。因为公约中明确规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发展和脱贫，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允许二氧化碳的排放适当地增长。”

解振华表示，即使没有得到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中国也在采取积极的行动。所有要探讨谈判的问题，中国和77国集团已经就减缓、适应、资金、技术都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解振华透露，到目前为止，各方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里，两条线的谈判当中，各国还会进一步磋商，找到共识，消除分歧。

解振华表示，消除分歧的前提，还是需要各方做出一定的妥协，这样的妥协一定应该基于公约和巴厘路线图的基础，不能倒退，更不能歪曲，这是中国政府的前提和原则。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政府愿意就某些问题采取灵活的态度，但关于原则问题中国不能让步。

实际上，现在的分歧还在于一些发达国家要求并轨，取消《京都议定书》。

解振华表示，是双轨制还是两轨合一，这是斗争的焦点。所以今年发展中国家的表态都是要坚持双轨制，坚持《京都议定书》，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要求。

4穷国之痛

目前，主要的发展中国家，都相继提出了到2020年国内减缓排放的行动。

解振华透露，在这个会议期间，发展中国家可能要开一次会，专门由各国政府公布各自的减缓行动，来推动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

印度环境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已经表示，“中、印、巴、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已经起草了一份有区别责任原则性的减缓草案，他表示丹麦与欧盟的草案与基础四国的草案有很大分歧，“丹麦和欧盟的草案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

解振华也证明了此份文本的存在:“别人已经提出来了，那我们为什么不提出一个相应的东西。”

如果一旦提出了一个新的东西，那么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有一个准备，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或者基础四国为哥本哈根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所作出的贡献，解振华表示。

除却基础四国对于减缓数字的敏感之外，77国集团内，还存在着大量类似于孟加拉与尼泊尔等倍感迷茫的国家，大会所能承诺的资金援助才是正道。

孟加拉的一位代表团发言人对CBN记者表示，作为最脆弱国家，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是生存问题。

不过作为受害国家，孟加拉也在气候变化适应方面做出了一些示范性动作，例如政府出资改善等等，上述人士表示。

尼泊尔代表团的发言人就没有如此乐观，他表示由于尼泊尔深处山脉之中，任何气候改变，都会对尼泊尔有更深影响，特别是冰湖融化现象，会影响到下游人群。他有些愤怒地对记者表示，没有人在意山区国家。

然而在资金援助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UNFCC）执行秘书德波尔认为，未来三年，发达国家每年应该提供至少1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并实施减排增长及适应战略。发达国家也需明确，他们将如何保持此融资的可预见性和持续性，并明确其长期融资承诺。

不过，英国《卫报》的资深编辑对记者表示，这个数字太少了，与他们之前预期的200亿美元有很大差距。

乐施会高级气候政策顾问希尔表示，在资金问题上，一定要注意其中双重计算的陷阱，即例如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购买碳减排等行为，不能够被计算成为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碳削减。

联合国特约观察员苏培健则对CBN表示，他们估计，全球发展中国家每年至少需要2000亿美元，作减排及适应措施。

相对于富国在金融风暴中用于拯救银行所花的84000亿美元，“这笔钱只是九牛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