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悲惨到难以诉说的惨事。今天没有体会过了饥馑感受的一代人，无法想象曾经有上百万的河南饥民，为了寻找生的希望，他们拖家带口，西出潼关，远走西安、宝鸡，甚至更远。在这次迁徙中，无数河南人流离失所，客居他乡，有的则永远地倒在了逃荒的路上。

“吃”的问题，让三百万河南饥民死在逃荒路上

1942年，灾荒发生的时候，《大公报》记者就写过长篇报道《豫灾实录》，总编王芸生更撰写社论《看重庆，念中原》：“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详细]

这不仅是杰出的新闻报道，也是关于1942年大灾荒历史的忠实记录。但蒋介石暴怒之下，下令《大公报》停刊三日，以为惩戒。当时也有《时代》周刊等外媒对灾荒做出了报道，为此还和国民政府搞得很僵。

白修德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整天里，我们沿着铁路的轨道，满眼看到的，是无尽的难民队伍。孤身的，拖家带口的，或者成群结队的……举目四望，所有人都在逃跑，尽管没有任何军队在后面追赶。”就这样，上百万的河南灾民，为了寻找生的希望，重新由洛阳出发，他们西出潼关，远走西安、宝鸡，甚至更远。在这次迁徙中，大量的河南人从此客居他乡，有的则永远地倒在了逃荒的路上。[详细]

不能承受的饥饿之轻，中原大地曾经回到“野兽般的世界”

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饭都吃不饱，一切都会在饥饿中变得轻飘飘。性、身体乃至人身自由都成了待价而沽换取粮食的工具，礼义廉耻所构筑的传统价值观在空前的饥饿中变得薄如蝉翼，不仅传统的儒家宗法理念被弃若敝履，就连基本的家庭伦理也饿得头昏眼花、不堪一击——丈夫出卖妻子，父亲兜售儿女，以及各种通奸匪劫事件，更是不一而足。

本来传统的村庄，即使大多数人都未受过教育，但也都在珍视传统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使得融入其间的个体将稳定的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然而，那时的河南农村，正如一位记者所见，满眼都是毫无秩序的状态，被饥饿驱使的人们，仿佛又回到了一个“野兽般的世界”。[详细]

天灾？人祸？人祸！

大饥荒在20世纪的中国很频繁，论惨烈程度，1942年也不是最严重的。刘震云的原著小说里，探讨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灾民面对灾难的态度与行为；(二)政府、军队、外国人在灾难中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单纯的灾难很容易被遗忘，尤其“1942”大饥荒在一个时代大变局的框架之下。

天灾——大旱是天灾，加上战乱，国破家亡，出现大饥荒几乎是一种必然。从1940年开始，洛阳地区的降水就少于往年，到了1941年，旱情依然延续。那一年，几乎河南全省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到了1942年，情况更糟。

人祸——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辗转沟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祸。电影表达得很清楚，就是政府在灾难面前“不存在”了，甚至还扮演雪上加霜的角色。比如，无视数百万人挣扎于死亡边缘，还要征收军粮。官员救灾不力，欺上瞒下，对救命钱粮层层克扣。河南老百姓形容那场灾难至今还会用到一个词：“水旱蝗汤”，“汤”即指汤恩伯，1942年河南大饥荒四大祸首之一。[详细]

有种对待灾难，对待历史的方式，叫做——遗忘。

人的尊严是从填饱肚子开始的 讲人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

冯小刚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时说，“你可能对二战中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有了解，它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让很多德国人开始反省这段历史。可我们饿死这么多人，却很少被人提起，甚至有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浩劫。”冯小刚选择这个题材，更想表现的是人性，人在极端情况下的脆弱、迷茫和温暖。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人的尊严是从填饱肚子开始的”，这可能是他最想表现的。

冯小刚在接受凤凰网采访的时候也说：我觉得电影最关键的是要关注人，是要讲人的故事，有的时候在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国家就是一个概念，人的生存是最具体的。[详细]

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民族的弱点是什么

冯小刚在做客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时说：我们自己这个民族，饱受灾难。我觉得这个电影《1942》，其实就是说我从小我一直被灌输一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勤劳、智慧、勇敢、善良、坚韧不拔，这些优点都有，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民族的弱点是什么。

其实认识到自己民族的弱点不是消极的事儿，就说你其实还是要认清自己一点，然后你就不会有那么落后困惑，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咱们这儿，经常你打开微博，你一看，好家伙，每天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恶毒的，失去底线的事，为什么？你不能困惑，他这么一脉下来，他就会产生这样的。

河南的灾民在那时都发展到母亲煮了自己的孩子吃的地步。白修德和另一个外国记者说，你们吃人。而这些灾民跟他争辩的是，我不是活着的时候吃的他，我是他死了才吃的，就争这个。刘震云就有一种感慨说，这些灾民宁愿自相残吃，都到那种情况了，国民党也不救灾，为什么也不揭竿而起呢？他对民族的这种奴性有一种悲哀，有一种愤怒。[详细]

对灾难史的习惯性遗忘，是坚强还是麻木？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有一段对话。小说里，“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回到河南老家寻访1942年的事情，见到自己的姥娘，“我”跟姥娘说：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刘震云说他研究了从东周以来的河南灾荒，他发现，历史一直在重复。“客观的东西是不断在变化，现在跟秦朝比，秦朝没有电、冰箱、空调、飞机……这样的变化日新月异，但是人性的变化很小。你要是了解河南灾荒，你可以看到，人性的变化进展是非常缓慢的，这也是我要写《温故一九四二》的一个原因。”[详细]

追问真相，对大饥荒死难者公开致歉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有时就像一个人一样，会把历史的苦难看作自己的隐私，总是希望人们知道得越少越好。然而，苦难却是历史留给人类最重要的经验，如果我们丧失了对苦难的教育和集体记忆，不仅会导致民众对苦难的麻木和良知的败坏。一旦条件允许，很多人会失去判断自己行为价值的能力，摇身一变，他们可能成为一场新苦难的制造者。

悲悯不代表遗忘，反而意味着要让苦难的历史，在当下的公共记忆中复活。因为只有铭记这些苦难，苦难才不会在未来重演。悲悯并不是要对曾经邪恶的行为置若罔闻、一笔勾销，而是要更庄重、更严肃地向人们展示历史中的邪恶与苦难。

人类不能依靠上帝来清除邪恶，只有自己站出来不断抗争，才可能让同样的邪恶与伤害，不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悲悯也意味着，揭示真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仇恨或报复，而是对历史创伤的修复和对正义的重新寻找，因为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漠视苦难的历史价值。[详细]

米兰•昆德拉《笑忘录》里有句话：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只有昭示苦难史，才能认知这个民族如何走到了今天

但愿《1942》的公映，是一个好的开始。现在，有些人正致力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他们通过顽强的叙述，向公众揭开被遮蔽的历史，告诉我们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比如作家杨显惠，通过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的考察采访，还原了反右的悲惨历史；比如杨继绳对大饥荒的调查；比如，一批人对中国远征军、国军抗日老兵的采访。他们坚持做不招人待见的乌鸦，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这真的艰难。

或许只有当我们重新感受这些在苦难重压下人性的尊严，重新感受他们的痛苦、绝望与恐惧时，才能明白正义、敬畏与悲悯的重要。《一九四二》更像是在代表历史和今天的人们，向当年所有无辜的死难者道歉。电影作为当下影响力最大的公共表达形式，显然承担着塑造公众集体记忆的责任。我们不仅需要历史学家的客观与准确，更需要这种影像艺术的叙述与感染力，因为它能让所有人感同身受。只有让历史的苦难昭然若揭，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认知我们这个民族，认识到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详细]

什么才是真正的“救荒丸”？

1943年2月24日的《河南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在电影《一九四二》里，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对刘道基说，要是这玩意儿管用的话，中国自秦朝以来就不会饿死人。

冯小刚和刘震云，不一定读过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书，但电影表现的情节，却似乎在证明森对饥荒研究的结论。只有当人的权利被完全剥夺，才可能导致大饥荒。天灾只是诱因，权利的不平等、信息沟通不畅、言论自由缺失、极权体制等，才是真正导致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因为极权统治者，不用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饥荒的影响，所以不会有任何防范的动力，但民主政府不同，因为要面对公众的舆论和选票，所以会更有效地防范大饥荒的发生。

什么是真正的“救荒丸”呢？阿玛蒂亚•森通过对饥荒的研究，得出结论：建立民主制度。[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