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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自律与他律的争论：媒体出了问题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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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似乎我们只有两种选择：反对他律，但自律又是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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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非诚勿扰》开播至今，受到的批评就零星不断，媒体的反思也屡见报端。但是这些反思和批评并没有对节目产生任何实质影响，但是由于“丑闻经济学”的媒体现象，这种批评和争议反而让节目的收视率越来越高，其他同类节目也纷纷模仿，通过这种出位的言论和拜金噱头吸引关注。不管人们怎么批评、专家如何表态，高收视率却是实实在在的。此时，电视台改变“导向”的动力并不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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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与媒体相关的行业协会几乎难以发挥作用，在政府的媒体管理部门对假新闻、恶俗电视节目做出规范和处罚前，很少有媒体的行业协会表达意见。这样看起来，能对电视恶俗节目真正产生影响的，除了广电总局的行政干预，就剩下电视台的自律了。但每一次行政干预都会遭诟病，而媒体的自律，在收视为王的规则下，又那么的软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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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赞同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从电视节目的长远发展来看，过多使用行政干预，并不利于媒体内容的创新和发展。而且全国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单靠广电总局通过行政手段去一一规范，怎么能忙得过来？而单纯指望媒体以“自律”的方式远离低俗，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单一的指标之下，收视率以及由此带来的广告收入等，仍是衡量一个节目和电视台最重要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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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总局行政干预的惩罚性又太弱，根本无法遏制电视台今后再次播放低俗节目的冲动。恶俗选秀被规范后，又出现了恶俗电视相亲，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行政性干预又经常是一刀切的做法，每一次行政干预之后的节目，几乎都面临死掉的境地。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悖论：越管制，越缺少自律，而自律越少，管制越多。许多节目一放就乱，一治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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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喧嚣之后的反思：社会生病了，我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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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金”成了社会病，媒体怎么办？其他人又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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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时下日益盛行的金钱至上观。由于极左意识形态的崩溃和市场规则的流行，也由于缺乏诸如宗教一类信仰的缘故，国人从鄙视金钱到崇拜金钱和物质，更由于现实的官商腐败现象和社会某种断裂，高房价等造成了青年人巨大的生存压力，人们再不重视物质，恐怕也不能否认“没有钱万万不能”的现实。将这些病因，推到一个或者几个电视节目身上，确实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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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拜金成了一种真实表达，这也绝不等于说拜金就不再是庸俗的价值观，更不代表电视节目的低俗就由此获得了合理性。不管他们态度上显得多么张狂，但那些言辞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缺乏人的尊严的虚弱，是当今人们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一种折射。但是在现实社会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媒体打着“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幌子，大肆炒作这种庸俗的价值观念，以换的收视率。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的媒体，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个负责任的媒体，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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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世界上对电视节目内容最早进行管制的国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系统。从力量层次上看，可以分为五级：宪法基础，法律规定，政策制度，行业规范，公民监督。当内容和标准以明确的形式规定了出来，对于监管者和媒体来说，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行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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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一个节目的意识形态“不健康”，社会应该有很多抗议机制：传媒和学界批评；社会团体发表声明谴责、受众拒绝收看并抵制节目广告商。台湾《苹果日报》“动新闻”被指责低俗时，就有媒体观察基金会、妇女新知、励馨、全台教师会等约二十个台湾民间团体，到壹传媒大楼抗议；还有行业协会对这种节目发表意见并作出干预；司法机关则就是否违法问题进行调查……与这样的现实相比，我们还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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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七部委联手针对互联网开展“反低俗”行动；而从“艳照门”到“闫德利事件”，我们一直在“反低俗”；这几天，台湾也掀起了一场“反低俗”行动。这个问题兹事体大，值得一谈再谈。本专题则希望透过苹果日报“动新闻”这个个案，探讨以下问题：什么叫新闻自由？政府管制的限度在哪里？法律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行业自律到底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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