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3月25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中国崛起与民间情绪的发酵

何润锋：紧贴时事，现在开讲，这里是《时事开讲》。

13年前，一本名叫《中国可以说不》的畅销书风靡内地，成为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的象征符号。13年后，市场上又出现了一本叫做《中国不高兴》的书，同样引起了中国内地学界和思想界的广泛的争议。那么这本书究竟在背后是体现了一种怎样的，中国社会结构和情感结构的转型或者改变呢？相关话题，我们今天要请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为我们做点评分析。

邱先生，您认为这本书的出现，它背后有着怎样的一种社会背景？另外这本书，您是否认为它是同意这样一种观点，说这本书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邱震海：对，我觉得这两个问题不是笼统可以回答的，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书出现的背景，这本书是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现的某种产物，但是我并不称之为是一个恰当的产物。原因就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崛起有十几年的时间，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国力、军力，包括经济，包括我们整个的国民心态上升的都很快。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内对外中国的国民都有许多新的期待和新的要求。那么在对外关系方面，我们知道最近几年，中国和西方无论出于各种原因，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摩擦，包括去年的西藏问题的摩擦，包括中国和欧洲从来没有过核心国家利益的国家，也产生许多摩擦。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我想肯定不是巧合，中国跟美国、跟菲律宾等等其他国家，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争议。

所有这些，我想如果放在以前的情况下，可能不至于使中国的民间和知识分子产生许多内心的期待，内心的焦虑，乃至一种其他的希望。但在现在中国整体国力上升的情况下，中国的国民，民间和知识分子就自然对内、对外都有许多要求，所以我称之为，这是在中国发展恰当的阶段出现的一个产物。

关键回答你第二个问题，这是不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我认为对于民族主义情绪，我们要做很好的界定，很好的理清。任何一种爱国主义情绪，乃至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我想它的内核无非是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热爱和认同，希望这个民族强大。我认为就这一点而言，任何国家在任何发展阶段，都无可非议。

但之所以为什么民族主义或者极端民族主义，会成为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呢？关键就在于这种合理的内核方面，有一些不太理性的外包装，这些外包装是需要我们很好的去梳理。

回到这本书，这本书的题目叫《中国不高兴》，它的小标题叫大时代、大目标，以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包括它用了一些比较引人注目的字句，叫“抽丝剥茧驱妖娥，敢为今世开太平，国家运程、外交变局、社会迷思”等等。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作者，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一个作者，宋强先生，他可以说是跨越了两本书。

包括今天晚上他在我主持的《震海听风录》节目当中也出席，那么我们也问他两本书，从他个人来说，它的心路历程。他认为是这样的，他认为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现在都出现了许多新的挑战，中国知识分子、民间都有许多新的期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这几位作者需要对中国的民间和知识分子说一些话。

比如说他们提出，整个的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他们认为应该有一种新爱国主义来予以归纳。

何润锋：新爱国主义？

邱震海：如果说以前的传统爱国主义就是以国家定位的，那么新爱国主义，以他们的话来说，主要是在年轻人当中，尤其是80后年轻人当中。去年在西藏烽火当中表现的非常明显，第二个就是不是来自国家的，来自民间的自发的一种所谓的爱国主义，这个他们称之为新爱国主义。

第二个，他们认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需要一个重新的定义和定位。那么这个世界主要来说，我们以前的话来说，是所谓主流世界，主要是西方世界。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中国在过去两百年，往下坡走的时候，我们跟世界、跟西方社会的关系是另外一种状态，也许我们更多的是仰头看西方。然后慢慢的，当国力强盛之后，我们慢慢的由原来的仰视，由原来的跪着看西方，到慢慢站起来，开始跟西方平视，乃至有朝一日会成为一种俯视西方。我想这也是中国民间，随着中国的国力、军力、经济快速发展之后，民间与西方关系的重新定义。

第三个，他们认为现在无论在中国的民间，当中国的国力发展非常之快的情况下，中国缺乏一种大的目标，尤其他们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现在是整个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是没有理想，或者是完全为经济所左右。

那么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认为也可圈可点，他说中国几千年，读书人经常扮演一个启动基金的角色，但这些年的读书人，快被各种科研基金和红包所压垮了，谁还愿意当启动基金呢？所谓启动基金就是启动者嘛，就是思想的先驱。所以他认为在目前这么一种国家发展非常迅速，到我们跟西方世界的关系，需要进行重新定位的时候，往往是知识分子阶层缺位了、缺失了，整体的社会缺乏一种大的价值、大的目标，于是这本书的作者们提出中国需要呼唤一个大目标，需要呼唤一种永恒不变的价值。

比如说宋强先生认为，他说在许许多多已经“变化”之外，我们能不能够找到一种不变的东西？能不能找到一种永恒的价值？那么这个永恒的价值，在宋强先生看起来，就是去年的所谓新爱国主义运动，就是2008年的以80后为代表的对西方世界，至少在西藏问题上的反弹。

所以，我认为像所有的这些，我暂时先称之为似是而非，首先我们先要肯定它有是的一部分，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到底后面有哪些盲点，有哪些区域是我们大家需要一起去共同梳理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本书还是那句话，“一言以蔽之”，它是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恰当的阶段出现的一个产物。如果没有这本书，中国的民间一定也会有其他，你、我之间，我们大家会有许多需要梳理的情绪，只不过这本书的作者们用一种比较凝聚的语言，用一种比较犀利的语言，把它展现出来，把它表达出来而已。

但是这种情绪，我认为组合起来是需要我们慢慢的去梳理的，所以我认为其实这本书的出现，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契机，就是帮我们来梳理一下，最近十几年随着中国迅速发展，中国整体国家崛起，我们民间，包括知识分子，每一个人心目当中，我们可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许是很难以一下子梳理清楚的一些东西，能够使我们有一个慢慢梳理的过程。

何润锋：所以说这本书的出现也好，或者说是您刚才提到的新爱国主义，这样一种类似新的观念的出现也好，它体现的是中国这一大国崛起的一种事实，也体现的是中国人，他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崛起的战争产物，当然这种产物虽然说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您刚才也说了，这种必然性未必具有恰当性。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时事开讲》，一会儿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