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动肝火有什么用？

更何况说透了：我们对这些媒体大动肝火又有什么用呢？前面说过，西方的政府与商家有求于我们，我们发火有时还管用，但他们的媒体何求于我们？说得极端些，对他们的政府动肝火，我们可以断交甚至宣战，对他们的老板动肝火，我们可以进行贸易制裁，但对于那边的媒体我们能拿它们奈何？我们对自己的媒体发威，可以审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顿、责令关张，对他们的媒体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对它们搞新闻审查？能让它们停刊整顿？它们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会在乎我们动肝火呢？说损一点，我们的肝火，不恰恰是给它们做的免费广告吗？

其实大骂西方媒体如果说还有点用，那就是让国人远离这些媒体。然而说实话，“远离”它们只有在可以接近它们时才有意义。而我们本来就对它们实行封锁，国人本来就近不了，有什么远离不远离？去年一些西方媒体惹恼了我国，这些媒体也确有出于偏见、报道失实的问题，一些国人大呼“抵制”并非无由。问题在于这些媒体你不“抵制”也看不到--所谓抵制有何意义？这不跟晋惠帝所说的快饿死者抵制“食肉糜”差不多吗？你不抵制就能食得上“肉糜”？只有在新闻自由、媒体开放的条件下，“抵制”这些媒体才有意义。就如“家乐福”可以进入中国市场，中国那些“爱国消费者”才有“抵制家乐福”一说，他们怎么不抵制“红磨坊”？那不也是法国人开的？很简单，抵制不抵制反正你都去不了嘛。

不过说实在的，中国如果实现了新闻自由、媒体市场开放，我看用不着抵制，西方媒体也就“驯服”了。这倒不是说中国新闻自由了西方就会产生好感，他们对我们的“偏见”就消失了（我还不至于那么天真，美国人与法国人之间都会有偏见，中国民主了与西方之间的“偏见”就会完全消失？），也不是说我们自己都新闻自由，不怕媒体批评了，也就不会怕西方媒体的批评。我是说他们的媒体既然进来了（当然这不会是单方的，我们的媒体也可以出去嘛，ChinaDaily和《环球时报》英文版难道是吃素的？就不能也去“和平演变”一下他们？），作为市场化媒体的“劣根性”，它们就会“媚”我们的“俗”。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想到我们这里来发行，来扩大市场份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顺着我们说话。不像现在，我们根本是不许他们进来的，它们完全以我们以外的人为受众，怎么会在乎我们的偏好？

消除“偏见”的可行办法

所以动肝火是没用的。可取的做法，第一当然是我们以行动来逐渐打消他们的偏见。不仅对外人要好（这我们似乎不难做到），更要对自己的同胞好。国人要学会把自己的同胞当人，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权。不要把自己的同胞踩在脚下，还埋怨外国人为什么不跟着踩；外国人对此大惊小怪，那些国人还挺委屈：我们踩自己人又没有踩你们，你们干嘛“说三道四”？其实那“普世价值”的大道理先不去讲，就说那些怀有“对自己人应该比对外人好”的“殖民偏见”的洋人，看见国人这么踩自己人，要他们相信我们强大了不会去踩他们，大概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自己的“内政”。“内政”只能对政府而言，无法对媒体和舆论。正如我们不能跑到美国去代替美国政府废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媒体却完全可以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不了我们的“内政”，但他们的媒体对我们的事“说三道四”，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新闻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是媒体的生命，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价值偏好客观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就很难完全避免。而且它与新闻自由与否无关。被管制的媒体有偏见，自由的媒体同样有偏见。新闻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见一元化”，即防止那种只能朝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偏”的情形出现，防止某种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动员的“偏见”诱发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偏见”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听则明”，使受众在各种“偏见”的平衡中找到真实。“偏见”一旦竞争化，那些“偏见”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有可能胜出，而那些不讲公信、一味“偏见”的媒体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对某个具体的不实新闻当然要出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但对“偏见”存在的一般现实应当持有平常心。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的“偏见”必然逐渐减少，或者会多元化地出现“亲华偏见”对“反华偏见”的平衡。如果我们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实行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的开放，那些媒体更可能为了顺应我们受众的胃口而克制令我们受众反感的偏见了。这两条做到了，我们的进步将是任何“偏见”也遮蔽不了的。(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33期，作者：秦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