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

孔子所创始的儒家，总是显示中庸之道。这种中庸，并非静态的不偏不倚，而是充满动态而均衡的力量。就个人的生命而言，真诚与否是个关键。只要真诚，就会由内心产生自我要求的力量，敦促自己主动去行善避恶。这种观点可以用"人性向善"一词来概括。"向"代表力量，"善"则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

于是，站在"人性向善"的基础上，人生之道自然就是"择善固执"，而人生理想除了"止于至善"还能有其他选择吗？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努力实践，无异于逐渐完成自己的人性，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悦乐精神"。一个人只要走在这样的正途上，不论他的遭遇是穷达顺逆，都不影响他内心的喜悦与快乐。孔子描写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肯定颜渊的杰出之处在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到了孟子，依然不忘这种人人皆可获得的快乐，并且具体归结其契机在于真诚。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个人若想快乐，则对万物一无所求，只须反省自己，觉察自己做到完全真诚，这才是人生之至乐呢。孔子说："君子坦荡荡。"成为君子，是人人皆有同样的可能性的，全看自己是否立志而已。

不过，如果把"善"界定为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就不能避免一种情况，亦即儒家总是怀着忧患意识。即使像尧与舜这样的圣王，在面对"修己以安百姓"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理想时，仍然会觉得自己力有未逮，亦即"尧舜其犹病诸"。孔子心目中的仁者，须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其奋斗目标，而这项目标所带来的永恒而无限的压力，正是忧患意识的来源。

孟子说得更为直接："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这正是人类的状况：若无教育，或者未受适当教育，则百姓的表现是与动物相近的。这种观点显然与"人性本善"毫不相容。君子所担心的即在于此。天下若要安定，须由先知先觉之士发挥其责任心，用以启迪后知后觉之人，再由此形成优良的社会风气，大家一起走向人生的光明坦途与幸福之道。

孟子在揭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段大道理时，结论是"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在忧患中可以生存下去，在安乐中却难免于灭亡。所忧患的是双方面：自己是否择善固执，日进于德？自己是否"与人为善"，是否偕同相关的人（包括依自己职责而有互动关系的百姓）一起走向善途？

《中庸》认为"天地虽大，人犹有所憾"。《易传》指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儒家观念。其背后对人性的见解，并非宋儒（以朱熹为代表）以来所谓的"人性本善"，而是我们今日重新诠释的"人性向善"。由于人性只是向善，所以人生必须择善固执。由于善是指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此一关系要求我自己在力求完美时也要协助别人如此。"别人"一词包括由近及远的天下所有的人在内。如此一来，儒家的忧患意识就成为人生谨言慎行、修德讲学、立人达人、兼善天下的动力来源了。

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在表面上似乎有些矛盾，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有悦乐而无忧患，则人生若非局限于狭隘的利己，就是浮游于表面的享乐；有忧患而无悦乐，则人生又将怀忧丧志，患得患失，徒劳无功而苦不堪言。儒家能够兼取二者，使人在悦乐之时心存忧患意识，在忧患之中又能保持悦乐精神。如此方可"知其不可而为之"，继续以充分的信心与昂扬的斗志向着人生的理想前进。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能够把握上述原则，在面对现代人生的考验时，自然比较容易体会君子之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然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结论

没有人是生而完美的，也没有人不可能走向完美。"完美"一词在今日看来，包括"幸福"在内。其根苗在于人性，其花果则展现于多彩多姿的现代人生。多样的选择让人无所适从，这时所需要的是一套通情达理、取精用宏的价值观，而孔子所始创的儒家思想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兼顾《尚书》所谓"正德、利用、厚生"三方面的要求，引领我们由真诚而主动行善，因行善而造福人群，并在此一过程中也逐渐修成正果，成就自己的人生功课。

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若能在重视群体和谐时也肯定个体的主体性与主动性，那么在面对现代社会的风潮冲击与时尚诱惑时，就不难把持自己的方向。我们在修养自己时，要时时警觉羞耻心，言行不仅合乎社会规范的标准，更要安于真诚的良知，进而上达无愧于天地神明的境界。我们身为知识分子与为民服务的公仆，总是希望造福百姓，因而难免于忧患意识；这时不能忘记孔子的悦乐精神，不但要苦中作乐，还要以苦为乐，甘之如饴，因为这一切所成就的也是自我人性的提升与完美。

纪念孔子诞辰，不再是例行公事，而是要学习一套完整而正确的价值观，使孔子的见解在现代人生得到验证的机会，让世人肯定孔子思想对现代人类的重大意义。(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29期，作者：傅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