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看横向的比较：

应该指出，近几十年来走出口拉动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不只中国，尤其在东亚、东南亚，高出口、高顺差、高外汇储备的现象在不少“新兴工业化地区”都是一个重要阶段。这些经济体在这个阶段的消费率也不高，但却远远没有低到今天中国那种程度。如日本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1980年消费率为55％，韩国在1990的消费比例为52.3％，马来西亚1990年为51.8%，泰国1990年为56.6%，台湾1980年消费率也有51.5%。这些消费率都比如今的中国高了十几至二十个百分点。

还有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经常成为与中国比较的对象，但印度1980、1990与2002年的居民消费率也分别达到72.1%、61.7%和64.9%。印度虽然并非高顺差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但在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率也比较高，从19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08财政年度的39%，在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9%的同时，居民消费率也从1980年代的70％80%降到2008年度的54%。可以说，高积累率推动高增长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并非哪个国家独有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也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分。最近这些年来印度居民消费率虽处于历史低位，但仍比中国高得多，而它的经济增长率只比中国稍低一点儿。

最后，同样作为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前计划经济国家”，中东欧诸国（即所谓“新欧洲”国家）制造业也很发达，转轨后向西方出口制造品也有大幅度增长。但是这些在民主制下进行转轨的国家，与中国的明显不同在于它们的居民消费率提高得很快。反映在外贸上，就是中东欧转轨国家的出口明显增长的同时，它们的进口同样在增长，甚至增长得更快，以至于不时出现外贸赤字。由于转轨期民主制下一定程度上存在“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现象，欧盟也有劳工标准和福利门槛的要求，东欧并没有像“剧变”之初一些人预言的那样出现外资争相涌入、血汗工厂的廉价商品洪水般涌出，而国人却消费很少的“中国现象”。在市场与人权都“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它们的GDP增长率没有中国高，但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增长之列。而它们居民的消费水平、社会公平程度与社会保障都比我们强得多。当然它们的经济也有问题，然而却与我们相反（与美国倒有点类似）：它们的问题不是“内需不足”，而是“内需过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它们也受到这次危机的感染，然而其表现也是西方式的，而不是中国式的。

总之，无论就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纵向分析看，还是就中国与其他国家及经济体的横向比较看，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是多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处于高增长阶段、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都会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还有些人说儒家文化有高储蓄传统，也会压低消费率。同时不言而喻的是，居民消费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处在上述几种因素影响下的国家消费率低一些是正常的。很多穷国与经济停滞国家积累率低下，一点点产出吃光了都不够，居民消费率显得奇高，这同样是一种病态。

但是无论如何，像我国如今这样奇低的居民消费率，无论与东亚、东南亚那些经济发展模式与我国类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相比，与印度那样同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相比，还是与“新欧洲”那些同样发生了经济转轨、并且增长率也很高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相比，甚或与文化传统相似的韩国、台湾等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经济体相比，我国如今的居民消费率都要明显地低得多，在国际国内这都被认为是不正常。而且造成这种奇低消费率的原因、至少与上面提到的那些类似国家相比，不能用上面列举的那些因素来解释。显然，这只能与我国独特体制下“低人权优势”造成的尺蠖效应对居民消费率的抑制有关。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拉动内需”就不能仅仅在经济政策上做文章。最近陈志武教授指出：民主才能拉动内需。我以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如果我们能够在“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取得进展，逐步改变如今这种依靠“低人权优势”展现“竞争力”、GDP增长虽然迅速但成果分享方面的缺陷却日益严重的状况，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内有凝聚力、外有感召力的大国。（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7月15日，作者：秦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