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往事:要做爱也要作战

轮回或者五年一轮回，我们总是在关注代际之间更短促的变化与联系，但是，自从四十年前的那个五月之后，有些东西彻底地改变了。

我们不必慨叹现在的年轻人只能认识1968年磨破的牛仔裤、超短裙或者那个被大量复制的格瓦拉形象，因为那时的异态已经成为今日的常态。无论如何，我们在分享各种1968的后果，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踏上历史舞台的青年形象。

五月的街垒之夜

《1968年法国革命》开篇写道，那是一场“大动荡，其规模达到使地震仪破裂的程度。这是那样的一个事件:它令你在好几个月之后想弄清楚它的意义的时候，还觉得头晕目眩。”

作者显然保守了，实际上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旧有无数书籍论文在探讨和争议这场辉煌的革命，并惊讶地发现全世界范围内，这一年都显得那么不凡。

在故事当中，叙述者总是愿意把社会事件当作一次偶然，不过巴黎农泰尔文学院的学生们早在1967年就开始了各类罢课抵制活动。就像所有大规模革命一样，革命的意识与群体也需要在一次次小规模的运动中得到锻炼、蓄积和强化。

农泰尔是一片为了缓解大批学生涌入大学而建立的新校区，充斥着功能主义的简陋和苍白，与拉丁区自由、迷人的咖啡座生活相比，这里被学生看作牢笼，看作僵化教育制度的一个代表。

1968年3月22日，巴黎警方逮捕了6名(一说5名)据称因抗议越战而袭击美企的学生。被捕学生反传统与反美的双重身份瞬间点燃了革命的热情。农泰尔的学生迅速占领了学院，是为“五月风暴”的发端。

其后的发展与一般的社会运动亦有共性——在经过一系列小规模活动的能量蓄积后，随着5月初农泰尔学院关闭学校，警察驱散抗议学生这些当局不太妥当的处理方式，以及学生团体处心积虑的挑衅策略与拉拢中间派策略，终于酿成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与对抗，巴黎中学开始卷入，激情澎湃的学生与暴怒的军警将巴黎大学区引入了彻底的混乱，而冲突的形式在5月10日夜里上升到街垒战斗。

这一夜后，风暴的旋风席卷全法国，近百万工人与教师参与到抗议的浪潮当中，法国瘫痪了。5月24日，中断国际访问的戴高乐总统发表了一篇态度暧昧的讲话，承诺改革但质疑动乱，这使得社会不满情绪再次释放，于是发生了第二个街垒之夜。

事件最终的发展可谓峰回路转。就在左派阵营纷纷提出成立临时政府和人民政府，社会对抗转向政治斗争的时刻，戴高乐总统在一次莫名其妙的失踪之后，突然获得了难以理解的民众支持，挺戴的游行同样达到数十万之众。在正反力量的拉锯之后，法国恢复了平静。

与法国五月风暴类似的青年运动，是日本的“红卫兵”，他们既不是由政权控制的，也没有太多的抒情性，而是挽起袖子就可以闹革命。1968年，只是通过不同样式的钢盔，他们确定自己属于什么样的斗争派系，木棍则是统一的斗争武器。不过日本红卫兵的纲领则不那么抽象和高尚，无非是待遇好一点、自由多一点，好像被招安的法国工人。

要说组织性与纪律性，没有哪个群体比中国的红卫兵更为严密，因为它本身就是由这个国家的第一领袖建立和推动的，他们奉命向一切封建与资本主义现象与趋势做斗争。不过1968年，当中国红卫兵在全球培养了无数模仿者的时候，由于派系冲突与武斗的发生，它自身反而开始衰落了。

1968年，是中国的知青年。1968年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坚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第一个自己要求插队的红卫兵。随后，上海开始组织红卫兵集体插队。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斗争一切、领导一切的红卫兵形象在随后的两年内转化为虚心学习改造的知识青年形象，就在全世界城市青年左转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反而因为他们可能存在的右倾危险，而隐藏到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