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诗成

这两天，央视和北大第一医院“掐”起来了。央视3日晚做了“北大3名在校生无证行医致本校医学教授死亡”的报道。北大医院4日回应称报道失实、断章取义，并警告央视记者不实报道“是要负责任的”。同日，死者家属拿出三条“铁证”，证明该医院“非法行医”存在。卫生部则回应医学毕业生从事医学诊疗不算“非法行医”，但必须遵守“在医师监督指导下”等规定。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

谁是谁非？公众仅凭“某家之言”恐难有准确评价，相信今日二审，将有一些基本判定。真相留给专业的人，用专业的方式去廓清。我们在意的是，所谓“实习生违规行医”到底是小概率偶发事件，还是具有一些普遍意义？有自称医疗界人士爆料，“全国大多数医院，无证行医现象十分普遍”。如果此言不虚，这是怎样触目惊心的“黑幕”？每念及此，我们岂敢以事不关己之心，漠然地作壁上观？

北大医院据说在业内算是享有盛名的。按央视记者调查，当初负有责任的实习生非但没被问责，反倒成了该院主治大夫；有护士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现在住院处的主力医生，有不少就是在校学生；在被问到“有无职业资格证”，竟有回答称“明年就可以考”。如此不以为然的状态，让人着实怀疑其是否已成行业“潜规则”。纵是北大医院“回应”当中，也承认确有违反规定未请示上级医师而擅自开处方者，但强调这是“个人行为，没有代表性”。只是在你的医院里违规看病开方，你说是个人行为，恐难服众。

若报道不虚，那么在诸般乱象氛围之下，出现“在校生治死医学教授”虽有偶然，却又似乎并不突然。依此逻辑，我们不敢追问的是:有多少“不明真相”的患者，到了也不清楚给自己动刀的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以往说“非法行医”，往往是小诊所、黑诊所或一些乡村大夫，忽视了普受信赖的大医院，也有可能利用监督空白，节约成本违规使用实习生“过分”承担工作，制造另一种“非法行医”。在同周边人讨论此消息时，竟听到不少类似抱怨:明显是实习生的“穿白大褂”的主动出诊，“笨手笨脚”一看就很可疑，但在医生强势、患者弱势下，谁也不敢轻易质疑，冒然要求人家“请出示证件”，只能吃哑巴亏。

卫生部、教育部对于实习生临床诊疗确有规定，但基层医院如何执行，却也不能盲目乐观。网民在大量“同题举报”后，有人剖析类似状况的根源:可能有医师门槛太高、资格证难考问题；可能有医患供求失衡、医疗缺口太大问题；更可能有医院放松自我管理问题。除此之外，恐怕还有医疗人才教育问题:实习生也是将走出医科院校大门的毕业生，何以会如此不可信、不靠谱？“医学博士不会处理常见病，年轻心内科医生不会看心电图”等扭曲的临床教育早就饱受诟病。怎样克服这类弊病，避免患者支付“小白鼠”的代价，显然亦须深刻检讨。或许，有些属“结构性原因”，但在“人命关天”最高信条之下，任何迁就都是不可容忍的，管理部门必须严肃整治、严加规范。

不管真相如何，这场“掐架”很可能会戳破一层幕布，以一个医学教授的“非正常死亡”，令医院里“无证行医”的问题进入公众视野。我们向这位北大教授致哀，也希望此轮风波能引导一场反思。更为规范的管理，对患者、医院、实习生本人，都是一种保护。

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看病难、看病贵，此番争议提出了一个新概念——— 看病知情权。怎样保障公众的看病知情权不受伤害？建立怎样的机制才能提高患者自我保护能力？靠什么力量对医务资源进行社会监督？这都是新医改重新布局之时需在制度上深刻回答的命题。（相关报道见A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