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强大的三个秘密

在地中海畔的一家风味餐厅，来自中国的客人们，抛给了以色列外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柯楷仪这么一个问题。

“没有，我们以色列人的爱国，在心里，”这位以色列的中国通笑着回答。

什么是以色列爱国精神的秘密？

我尝试发现以色列的秘密。尝试发现它被强敌包围而不倒的秘密，尝试发现它跻身发达国家的秘密，尝试发现它永葆创新精神、屡获诺贝尔奖的秘密。

2005年我受邀访问以色列一周，2014年11月又参加凤凰名博走进以色列活动，再次对这个国家进行了零距离接触。

人类总是面临悖论：你能发现的秘密就不是秘密，真正的秘密永远沉睡在地下。关于以色列的秘密，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说以色列是个成功的国家，应该不会有太多反对之声。

这个1948年建国的年轻国家刚宣布成立，就迎来7个国家的联手打击，但它没有溃败，而是在四面树敌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且越活越好。无论是内部的民主体制、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文化上的活跃以及科技领域的创新，都是中东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典范。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清洁工的工资，和总理的工资也相差不大，是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国家。

与之相对，那些政治上独裁、经济上窘迫、文化上专制的国家，就是失败国家。我觉得，失败的国家都是一样的，而成功的国家各有各的成功之道。

那么，以色列的成功之道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先从几个细节说起。

第一个细节，是以色列满大街都是拿枪的士兵。那不是玩具，而是真枪实弹。我特别担心地问以色列外交部的朋友，你们就不担心他们走火吗？朋友回答说，枪是以色列士兵的一部分，他们随时准备战斗。即便是高级领导人的会议，士兵也可以带着枪参加，他们领导不担心走火或暗杀，因为在以色列人看来，你如果连自己的士兵都不信任，还能信任谁呢？

第二个细节，是以色列新闻官的一句话。今年三月我去以色列大使馆见以色列新闻官，谈组织中国学者去以色列的活动。按照合作的传统，我把活动背景、意义、效果都讲述了一番。最后，新闻官问我，是你带队去吗？我说，是我。他接着说，你去就成，我信任你。新闻官这么说，是基于对我个人的了解，是对我和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友谊的认可，令我感动。

第三个细节，是耶路撒冷酒店的雨伞。我住在耶路撒冷的玛米拉酒店（Mamilla Hotel）里，那里正好赶上雨季，导游让我们出门随手拿把伞。这个拿伞的瞬间没有前台来问，也没有保安上来让我们留下护照做抵押。

这三个细节，所体现的是信任。第一个细节，是对自己人的信任；第二个细节，是对自己朋友的信任；第三个细节，是对陌生人的信任。

信任自己人，就会让内部减少摩擦，遇到危机可以迅速团结起来，迸发出巨大的力量；信任朋友，会让更多人喜欢这个国家，愿意公正、客观的评价这个国家，从传播的角度，这比自己宣扬自己效果更好；信任陌生人，会让社会的运行少一些防范和猜忌，在做事的时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信任当然会有不良后果，奠定巴以和平的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就是在大众集会上被自己人开枪打死，而不是被巴勒斯坦人开枪打死。这就是信任自己人付出的代价。但这没有让以色列疑神疑鬼，对自己人也不信任。

信任对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法国政治家、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在《信任社会》一书中有精彩的描述。他说，信任社会是一种扩张的“共赢”社会，这是一种团结互助、共同计划、开放、交换和交流的社会；而不信任的社会，便是疑忌社会。疑忌社会是畏首畏尾、“赢输不共”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共同生活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倾向社会忌妒和自我封闭，盛行侵犯他人权利和相互监视。

按照这个定义，以色列毫无疑问是信任社会，而信任是它面对强敌屹立不倒的秘诀之一。

赵本山卖拐，让“大忽悠”这词儿进入千家万户。本山大叔的拐杖，忽悠人的要点在于让不能走路的残疾人士站起来。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以色列变成了现实。

2014年11月29日，我参加“凤凰名博走进以色列”活动，在特拉维夫与Step of Mind公司的科学家聊天，了解了一下“卖拐”这件事。他们做的不是本山大叔的拐杖，而是一双带有芯片和传感器的鞋子。

脑瘫患者、中风患者不能走路，并不是因为腿坏了，而是脑部负责运动的区域受到了损伤。这种让中风、脑瘫患者康复的鞋子，会根据实地情况向大脑传递信号，刺激大脑，从而达到修复受损大脑的效果，让人恢复行走能力。用专业术语来说，是科学家在混沌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开发这款改进运动机能的产品，指导人类大脑如何迈出正确的步伐。

像这样的发明，在以色列创新界只是冰山之一角。中国人所熟悉的QQ，原型是以色列人发明的即时通讯软件ICQ，小马哥给拷贝过来，成就了如今财大气粗的企鹅帝国。英特尔的双核芯片也是以色列的研究团队设计开发出来的。

不仅如此，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里，以色列的公司数量最多，多到是欧洲、日本、中国、韩国和印度的总和。当然，中国的概念股大多是以某某群岛身份上市的，没有统计为中国公司，这需要注意。

2011年10月5日，以色列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丹尼尔·舍特曼在海法理工学院做实验。他于1982年发现了准晶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化学家们看待固体物质的方式。

访问了以色列理工学院、赫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以及几家以色列创新企业后，我得出了以色列创新能力之所以如此强的原因。

当然，大家首先会认为创新能力强来自于犹太人的基因，然而再好的基因也需要教育。教育不是比拼哪个学生的分数高，而是教会孩子独立思考。以色列的教育做的就是这件事。从小学起，以色列孩子就挑战权威，不停地问问题；长大后更是充满挑战权威的精神，所以当以色列的老师很难。不过当以色列人的领导更难，因为你不能靠权势来发布命令，而是需要通过辩论来让手下人信服。这种不服从权威的思辨，俗语称之为“两个犹太人有三个观点”。

其次，以色列的文化适合创新。这个国家的人不把失败看得很重，创立一家公司失败了，可以再创建一家，社会对失败的宽容度很高。因此，以色列的年轻人有个点子就开始干，不会瞻前顾后不敢动手。当然，失败也会付出代价，比如失去财产，老婆和你离婚，但以色列人没有社会压力，不会像日本人那样破产了就剖腹自杀。

再次，以色列有完善的社会环境鼓励创业。风投从财务方面提供支持，政府从政策法规方面提供帮助，比如设立孵化器等。以色列是个小国，做一件事很容易通过朋友找朋友，找到需要的帮助，这对于创新也是利好消息。

另外，以色列尊重知识产权，科学家的专利可以占25%的股份，不用担心自己的成果被窃取。

还有一个特殊原因也不可忽视，那就是以色列全民皆兵。以色列法律规定，无论男孩女孩，年满18岁都要入伍，男孩3年，女孩两年。在军队服役的时间里，由于以色列生存环境险恶，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大家学会了团队配合；一部分士兵被提升为指挥官，从而学会了管理技能，对于创业大有裨益。

打开世界地图，如果不细心察看，很难找到以色列的所在。这个人口700万、实际控制2.5万平方公里土地（比北京市略大）的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历经5次中东战争而不倒，堪称奇迹。

军事的强大只是以色列的一个侧面。这个资源匮乏的国度，人均GDP超过了2．5万美元，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处世界第28位。但别忘了，中东多年的不平静打击了它的旅游业，为了应对战争，它不得不把至少10％的GDP投入到军队，考虑到这些因素，这个成绩不简单。

对于以色列的成就，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均有大篇幅的巨著。比如说，军事方面的强大离不开美国的支持，这个以色列人自己也承认；再比如说，以色列在教育上的投入使其人民素质高，每1万以色列人当中，就有14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要比美国的80人和日本的75人还多。

2011年4月21日，一名以色列右翼抗议者手持“叛徒，为你感到耻辱”的希伯来文大字报，对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表示抗议。阿摩司奥兹正偕妻子参加一个由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组织的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集会。

人口的高素质得益于教育，也和民族传统息息相关。以色列是犹太人在散居世界各地2000多年后建立起的国家。社会科学的大师马克思、自然科学的泰斗爱因斯坦，以及心理学的鼻祖弗洛伊德等大名鼎鼎的人士，都是犹太人。有个令人咋舌的统计数据：从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奖到2001年的100年间，在总共680名获奖者中，犹太人或具有犹太血统者共有138人，占了五分之一；而犹太人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不过是五百分之一。

超级大国的援助加上国民的高素质，构成了以色列在强敌环伺的中东立足的重要原因。但这不是全部，这个弱小民族强大的背后一定有着一个“超级秘密”。多年苦思不解，我在碰到阿摩司•奥兹后才恍然大悟，原来秘密是如此简单。

阿摩司•奥兹是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他除了写小说，还积极投身政治活动，组织了著名的“现在和平”运动，主张巴以和平，并时常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反对政府决策的主张。不久前，他收到总理府的来电，说总理读了他的文章，邀请他一起喝咖啡，交流意见。

“我去了，和奥尔默特总理喝咖啡，聊了一个半小时，结果呢，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奥兹说道。

第二个故事是他打车的经历。一上车，出租车司机就认出了这位经常上电视发表见解的学者，对他说：“我读过你的书，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然后，这位司机先生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奥兹先生只有听的份儿。

学者见总理，激辩一番扬长而去；出租车司机见到学者，不是崇拜，而是亮出自己的观点。从司机、学者到总理，以平等的态度讨论、交流，这就是发生在以色列的真实故事。用奥兹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来告诉你吧，以色列强大的秘密就是怀疑和辩论。”

以色列俗话说，“两个犹太人有三个脑袋”。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思考，个体之间观点强烈碰撞，再借助发达的媒体，各种思想都可以传播，于是整个社会在不断修正中平稳前行。正因为如此，当以色列总理实在是难，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侃侃而谈，认为自己比总理更聪明；正因为如此，才有面对和平进程的进一步、退两步。

怀疑和辩论有时候意味着内耗，极端的例子就是拉宾总理的遇刺。对此，奥兹先生认为这是必要的代价。有了这些痛苦的内耗，未来的路才更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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